但杨琳认表示，中国企业对此不用过于担心。很多审查更多的是政治制度和国家战略上的事，对于解决这样的问题没有灵丹妙药，中国企业应该做的就是提前做好准备，学会坚持。因为无论是对中国企业还是其他国家的企业，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CFIUS的审查程序都是一样的，CFIUS只考虑有关国家安全的事实和情况，大部分对美投资都不用经过CFIUS审查。
根据美国相关统计数据，2008-2010年间，CFIUS一共审查了313项交易，其中有16例最后采取了调整措施。“CFIUS只审查那些可能导致美国企业受外资控制的并购和接管交易，这意味着完全被动的少数股权、新建项目投资和土地销售交易无需接受委员会的审查。因此充分的了解美国的法律，提前做好应对措施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杨琳说。
她提醒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需着重考虑两点：“一是选择合理的投资时间，美国现在正处在大选期间，中国迅速崛起的问题已然成为美国大选重要讨论话题。敏感行业的大型中国企业如果选择在这个时候投资美国，那么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
史晓丽则指出，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因国家安全问题受阻并不是一起政治事件，而是法律事件。虽然这一事件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但是，美国政府在审批外商投资项目时必须依据美国法律认定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是否涉及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而且，国家安全的理解可以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因此，不能将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受阻理解为纯粹的政治问题。如果是政治问题，中国企业也就没有必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一分歧了。而事实是，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中国企业必须积极采取法律措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在美投资遇到的不合理阻碍。”史晓丽说。
企业对美直接投资亟需练好内功
很多企业对投资美国的最大担心是成本增加。阿拉巴马中国合作组织首席执行官郑明礼表示，其实在美国生产产品成本不一定比中国高，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例不到百分之十，再加上中国劳工成本也越来越高，有些产品在美国的成本反倒比中国低。
更重要的是如果还是把建立在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政府补贴基础上的低成本优势作为企业致胜法宝，那么即使去了美国也一样会遭遇贸易制裁。史晓丽告诉《法人》记者，美国法律规定了反规避措施。一旦被认定存在规避行为，将导致反倾销措施的扩展适用，即由原来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商品扩展到被认定为规避反倾销税的商品。因此，在美国投资生产被采取反倾销措施的产品并不是中国企业逃避美国贸易救济措施的良方，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换句话说，企业如果不改变经营理念，将对低成本的追求转化为对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的追求，直接投资美国只会死得更快。因此史晓丽指出，“在美国投资真正应关注的问题是产品责任问题、环保问题、劳工问题等，企业在投资之前必须对这些障碍有充分的认识。”以劳动问题为例，美国法律非常重视劳工权利，一旦有企业触犯劳工法律必将受到严惩。反观国内，中国虽然也有严格的劳工法律，但是执行情况不容乐观，超时工作、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等违反劳动法律的情况比比皆是。
Gorge·Landegger经营的Parsons&Whittemore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纸浆制造公司，有一次Parsons&Whittemore的一名员工感染了很严重的肺炎，需要到大城市治疗，Gorge·Landegger毫不犹豫的用自己的私人飞机将员工送到目的地医院。在Gorge·Landegger看来，与企业友好相处不只是为了遵守法律，这对企业自身也有好处。
Gorge·Landegger说，“中国人富起来太快了，中国不像其他国家有成熟的商业模式，像雇员关系、环境关系、社区关系，这些已经成为美国的DNA，但是50多年前甚至更早之前的美国也没有放注意力在这些事情上。”因此，中国企业去美国直接投资，在面临巨大挑战的同时，也会学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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