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周来我描述了人们对风险的看法。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与数量金融学和决策理论模型中所隐含的方法截然不同。影响人们对风险看法的是突出的因素，而非可能性高的因素。一些明显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比如抽中大奖或孩子被恋童癖者绑架，对人们思维的影响之大，与这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不成比例，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事件吸引人的注意力。很少有人从统计分布的角度思考不确定性，也很少有人能给一系列不同结果一一赋予概率，并且使概率之和为1。相反，大多数人对未来的事情是凭空想象。
我们之所以如此行事，不是因为我们不理性（这里所说的理性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理性，不是经济学中的“理性”假设），也不是因为我们不通算数，尽管许多做各种大小决定的人确实不理性，也不懂基本的数学。我们之所以如此行事，是因为如果不如此，我们将面对一个复杂得不可能应付的世界，以及超出我们处理能力的信息。
人人都知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思想，但知道他对概率论所做贡献的人则少得多。概率问题是他在一战前入选剑桥(Cambridge)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院士的论文题目。凯恩斯成功入选，并迅速成名。在他充满厌恶地走出凡尔赛和会（它短暂地结束了战争）会场之后，凯恩斯将实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
凯恩斯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认为，理解凯恩斯的概率观是理解其许多其他著作的关键。我也认同斯基德尔斯基的这个观点。
凯恩斯认为，金融和商业环境的特点是“极端不确定性”。对于“20年后的利率水平会如何”这个问题，唯一合理的回答就是“我们不知道”。凯恩斯这个观点也是有先见之明的。
凯恩斯的《概率论》(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出版20年后的1941年，二战正处于关键阶段，英国正在为国家存亡而战。凯恩斯对未来看得比大多数人更清楚，但要说具体的某件事会如何发展，他也一无所知。如我们每个人一样。
凯恩斯认为，概率关乎可信度，而非频率（凯恩斯把事件的概率看作人们根据经验对该事件可信程度的估计。与之相对的是频率理论学派，把事件的概率定义为该事件在独立重复随机试验中出现的频率的极限——译者注）。他认为，我们的思维不能用对应未来所有可能事件的概率分布（这是一种统计分布，可以通过审慎的提问进行梳理）来描述，也无法通过展示一系列交易机会来发现。上世纪20年代，凯恩斯在概率问题上卷入了一场论战。论战一方的领军者是凯恩斯和芝加哥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另一方的领军者是剑桥哲学家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以及后来加入的吉米•萨维奇（Jimmie Savage，也是芝加哥人）。
凯恩斯和奈特在论战中落败，拉姆齐和萨维奇取胜。从那以后，概率方法一直是学术主流。凯恩斯一方落败的主要原因是，拉姆齐证明了一点：任何人只要不遵循他的告诫（即，不以自己对未来事件发生概率的主观估计为基础行事），就会陷入“荷兰赌”（指无论结果如何庄家都不会输的赌局——译者注）。
一些荷兰学者曾试图追寻这个有些冒犯性的名称的起源，但没有成功。荷兰赌设定的一系列选择中，无论赌徒认为哪一种选择比较诱人并做出选择，都一定会赔钱。
过去有学生问到金融市场中的“理性”行为假设时（在金融市场中，理性行为意味着按照贝叶斯主观概率行事），我总会告诉他们：人们必须这样行事，因为否则其他人会设计赚他们的钱。现在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它没有产生我所追求的结果。
人们没有按照这个理论行事，结果是金融市场中的其他人确实会设计赚他们的钱。
事实上，金融市场中相当一部分行为都是在设计赚别人的钱，这令人沮丧。规模最大、最著名的荷兰赌，恐怕就是苏格兰皇家银行(RBS)收购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银行(ABN Amro)时接收的一系列设计精巧的金融产品了。至于后事如何，我们都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