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到大棚里蔬菜收获的时节，冻坏的尖椒、茄子已失去重心支撑，垂在打蔫的枝桠上。棚上的白色薄膜，在寒风中颤动。
这是2012年初冬，在山东省蔬菜之乡寿光市纪台镇周家子村公路两边，并排几十个这样的蔬菜大棚。“菜价不行，往年天冷了在棚四周放上火盆就没事，今年没人愿意伺候，冻了就这样扔了，等大雪节气时再和其他的一起拔掉。”村民老周告诉财新记者。
不仅山东，在四川、安徽、河北、甘肃等农业大省，2012年蔬菜、水果价格低于成本，农产品“滞销”的消息屡见报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也出现农民种植的柑橘、酥梨销售不出去的报道。
“蔬菜交易价从8月中旬最高点下降，到10月中旬最低，跌幅达52%。”11月24日，寿光农产品物流园价格指数监测中心工作人员国明茜对财新记者说。寿光作为“买全国、卖全国”的蔬菜物流中心，其价格监测无疑是全国风向标。继上一轮鸡蛋、猪肉、蔬菜等农产品价格飙涨之后，新一轮滞销再现，且波及范围和品种都远超往年。微博销售、政府工作人员带头卖菜、农超（超市）对接等官民各界纷纷出招解决滞销难题，但社会更期待政府建立长效机制。
据财新记者了解，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核心内容将侧重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打破现有小农模式的困境。不过能否打破农产品滞销的怪圈，仍属未知数。
滞销再现
“这么好的柿子，才5毛钱一斤？”在曹庄村收购市场，看到一桶40斤的西红柿只能卖20块钱，农户曹志明满是期待的脸抽搐了一下，瞬间变成失望。
根据寿光市政府有关部门统计，去年每斤价格在2－6元之间的尖椒，今年秋季只有0.2－0.3元；去年均价每斤1.5元的黄瓜，今年只有0.8元；红富士苹果去年每斤2.2元，今年却只有1.6元。
“今年烂掉的可不少。”一位负责销售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滞销蔬菜主要是白菜、萝卜、辣椒、大葱等经济价值低、产量高的大田菜；滞销多发生在泰安、莱西、德州等新发展的种植点，尚未形成固定销售网，收购商不来，蔬菜只能烂在地里。而寿光蔬菜发展较早，大部分是大棚菜，主要品种技术含量高，有西红柿、五彩椒、黄瓜、茄子等。“寿光是蔬菜物流中心，农民只要愿意卖，肯定卖得出去，只是价格低。”
寿光当地仍以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种植为主。在乡镇范围内，各村种植的农产品非常相似。每到蔬菜、水果上市季节，南北客商都会到各村落收菜，一些代理收菜点应运而生。每天凌晨2、3点起，菜农们就到市场卖菜。
处于产业链末端的农户选择性最差，滞销损失也最大。“种大棚就像赌博，本投入进去了，收多少不知道，不管价格多低也得卖，总不能烂在家里”，一位农户说。
当地政府一位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员乐观地认为，每年7—9月份是寿光蔬菜淡季，10月份价格开始上涨，春节前后是最高峰，今年价格低时属于交易淡季，总体看寿光农民收入不会受太大影响，但其他地区种大田菜的农民恐怕损失巨大。农民们却不这么想。目前价格远未达到他们的心理预期。菜农老尚告诉财新记者，自己种了二十几年黄瓜，据其经验，每年集中上市时菜价都便宜，最初每斤卖4-5毛钱，持续10天左右，价格就涨上来；但今年最初上市仅1-2毛钱，持续时间长，将近一个月才涨上来，价格最高也不过1.5元左右，而黄瓜每斤起码要卖1元钱才刚能保本。
循环怪圈
“供大于求导致价格下滑。”国明茜说，农产品价格每年都有周期性波动。据财新记者了解，2010年第二三季度，土豆、大蒜、绿豆轮番涨价，大土豆价钱与鸡蛋接近，大蒜价格贵过猪肉，其他品种的蔬菜也大幅提价，“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成为网络流行语。但到2011年，由于价格上涨导致农户扩种，大蒜转身成为“蒜你贱”，土豆也在内蒙古、陕西等地大量滞销。到12月份价格又一路上涨，持续到今年春节后。到今年第二季蔬菜上市时，价格又开始下降，除大白菜价格一直下降外，其他蔬菜都是周期性涨跌互现。
在官方看来，这种供大于求更多是结构性、区域性和阶段性的不平衡。据新华社报道，商务部方面认为，今年全国蔬菜总体供求平衡，目前各主要大型城市外埠果蔬调运比例高，运输距离长、环节多，生产和流通组织化程度较低，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比较突出，也造成个别品种阶段性价格较大波动。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苑鹏认为，近年来农产品滞销反复出现，根源在于传统的一家一户小农户分散种植，对市场信息把握不准，缺少产销供需信息。而政府仅有价格监测信息，且较为滞后。“小农户种植都是什么价格高就种什么。”上述寿光政府负责农村工作人员介绍，去年12月份价格上涨刺激了农民的种菜积极性，加之各地政府都在鼓励发展蔬菜基地，全国蔬菜在今年7-9月份集中上市，必然压低价格。他也认为小农户跟风种植仍是今年农产品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菜价高低周期性循环。
据寿光农产品物流园价格指数监测中心调查，菜价下跌幅度大与今年各地蔬菜种植面积扩大有关。仅寿光当地山药种植面积已由前两年的1万亩增到3万亩，尖椒、萝卜、冬瓜的种植面积也有所增加；据媒体报道，胶州、德州等地的大白菜、芹菜等因菜农跟风种植造成滞销；海南椒类种植面积预计在60万亩左右，而去年多在50万亩左右。
合作组织“散乱小”
加强生产和流通的组织化成为各界的共识。在农业部经管司副司长赵铁桥看来，合作社是把农户组织起来的有效方式。由此可准确把握信息，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社员开展生产，减少农产品滞销风险；合作社与超市直接对接，可以缩短流通链条、避免生产盲目性，改变滞销难题。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重回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小农户耕作体系，为应对市场风险，农村自发涌现大批各种形式的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长时间内，自发的农民合作组织都无法可依。2007年中国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条例》。据此，农民合作组织可以作为经济实体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
截至2011年6月底，全国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44.6万户，合作社实有成员357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4.3%。据了解，目前合作社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农村能人大户牵头领办，二是基层党组织、村委会牵头办，三是其他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牵头，四是一些农业龙头企业牵头的公司+农户形式的合作组织。前一种被认为是理想的方向，后三种则因其官方或企业的身份定位而备受质疑。但无论是哪种形式，“散乱小”仍是普遍现状。
苑鹏认为，现有专业合作社规模太小，难以形成合力，对接市场的能力、组织化、专业化都会受影响。尤其是农产品可替代性强，这影响农民的谈判能力，她强调，现阶段合作社对市场尚未形成实质性影响。
菜农老尚告诉财新记者，“每个村都差不多有一个合作社，但没啥作用，主要是给提供些便宜肥料，还要统一交1万块钱会费，算下来跟自己买差不多，很多合作社就是收菜点，挂个牌子，不办事”。在寿光市东部稻田镇承包了数十亩地的蒋德云，2008年成立了绿能瓜果菜专业合作社，他并不讳言地说，很多合作社是为了享受免税政策。
财新记者在采访时则发现，实际操作中，不少合作社自身的运营也不顺畅，影响力因而不足。很多农民认为合作社“有名无实”，合作社与社员更类似“买卖关系”，社员很难享有平等权，对收益权的划分也不甚公平。
企业参与的合作社一般规模较大，但企业领办合作社能否让社员公平分配，理论界颇为担心。寿光市稻田镇燎原果菜专业合作社是寿光发展最好的合作社之一，注册资金142万元，属于企业领办合作社典型，合作社理事长李春香也是田苑果菜生产有限公司总经理。2007年合作社允许注册前，李春香以公司+农户方式，发动农民种植无公害蔬菜，公司向农户收购后再销往超市，按产量给农户返利。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杨雅如长期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她指出，按照国际通行原则，合作社应是“所有者所有”“所有者控制”和“所有者受益”，即由农民组成，农民民主管理，有明确利益分配准则。但目前较好的合作社大部分是企业主导的，合作社事实上由企业把持，实际上是公司+农户的翻版，公司和农户仅是买卖关系。
农协能否上路
引导农民、合作社参与竞争，组建更大规模的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成为一些学者倡导规避单一合作社发展“散乱小”的现实路径。不过，现行法律只允许专业合作社登记，联合社登记注册没有法律规定，法律地位不明确，在很多地方工商部门不予登记。对此，农业部曾公开表态称，农民可以探索，有关部门争取解决合作社联合组织注册登记问题。
据财新记者了解，中央决策层正在研究农村组织化的发展方向，计划明确合作社联合社的法律地位。
在寿光，目前已成立九家联合社。侯镇崔家村鑫盟果蔬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是其中之一，该联合社的理事长崔金德告诉财新记者，单个合作社量少、品种单一，无法跟超市长期合作；超市又不愿意短期合作，不仅麻烦，而且风险大，超市需要的是有大量货源并随时供货的供应商，多个专业合作社联合，丰富了产品类型和货源，有了与超市合作的基础和话语权；且跨地区联合，相当于增加了销售网络和物流中端。
在中国社科院学者、农禾之家理事孙炳耀认为，联合社打破基层专业合作社的单一性，有利于经济领域的全功能覆盖，但不可能有很强的凝聚力，这是由其经济组织的定位决定的。他说，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村民自治组织，前者主要是经济功能，按照农户对某种产品的共同需求自愿组建；后者是政治功能，二者按照法律设定的框架发展，都不可能做到全功能覆盖，社会原有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都被大大弱化，这也是基层农民专业合作社很难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此外，合作社发展信贷业务仍受政策限制，目前全国仅49家合作社有牌照从事信贷。虽然中央明确发展信用合作社，但相关规定始终没有出台。实际上，合作社的发展壮大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寿光市农经局副局长张梅志则认为，合作社的支持政策过少，税收减免力度不够，“合作社是农民联合，属于弱势群体的联合，但现在国家的优惠政策还不如龙头企业的多”。
针对上述问题，也有专家认为成立综合农协或为一条更为现实的路径。多年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员杨团倡导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之家”，一直呼吁中国农业向日韩及中国台湾地区学习建立综合农协。农协是一个综合了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功能的农民职业团体，属于法律特别授权的公法人社团，兼具农村经济、社区建设、文化生活，相比联合社、合作社的经济功能，“基层农民除了对生产的需求外，也有对生活的需求，综合农协可以用经营的盈余推广技术、文化和社会服务，增加社员凝聚力。”杨团在今年赴台湾考察后说。
不过，据财新记者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之所以设定为经济组织，也因决策层担心有社会功能的群体组织，影响社会稳定。在台湾地区，综合农协属于将经济、社会功能统合起来的农民自治组织，与政府之间形成指导、监督关系。在中国大陆，能否冲破此层阻力，成为综合性农协发展的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