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 WTO 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挑战和责任。这种机遇来自于中国企业能够更加自由地参与不断扩大的全球市场 , 与世界各国一道构建世界贸易与投资的未来架构 , 并为之注入新的活力。但面临的挑战也十分严峻 , 中国要想充分抓住机遇 , 就必须提高产业生产效率和出口竞争力 , 提高劳动力的技术水平 , 将制度建设放在首位 , 加强产业结构调整 , 不断改善本国的动态比较优势 , 以使国家和人民成为参与全球经济的受益者。

　　学术界过去三十多年来的研究表明 , 只要提供适宜的制度框架和宏观经济政策 , 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界信息与技术流动就能够帮助一个国家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主要引用近期的一些研究成果 , 阐述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 , 说明政府如何顺应新的全球经济需求 , 制定新的本国经济和产业战略。 在这里 , 我主要阐述三个主题 , 他们都是基于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

　　一、提高生产效率 东道国政府只要制定适宜的经济政策 , 引进外资就能够提高该国的产业竞争力。

　　五十年前 , 我开始对“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评估。当时 , 我应邀对英国的制造业进行调查 , 评估在英国制造业中的美国公司对当地竞争者生产效率和英国出口业绩的影响。二十年后 , 我又重新进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尽管这些研究的背景与当今中国的经济现实相去甚远 , 但在许多方面 , 50 年代的英国与现在的中国情况相似。那时的英国致力于国内的经济建设 , 重振其产业的早期辉煌。而且 ,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 , 还是在发展中国家 , 此后所进行的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 都有类似的发现。

　　以下就是我通过实证研究所获得的结论 :

　　无论是什么行业 , 美国制造业在英国的子公司与英国的同类企业相比 , 其生产率水平和利润率都具有明显优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 初始原因在于 , 那个时期 , 美国公司具有更多的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 , 具有技术优势 , 拥有先进的组织与管理经验。美国跨国公司在英国的投资 , 有助于将新的竞争意识和企业家精神注入到英国的经营环境之中。

　　我第一次调查始于 1955 年 , 当我于 1975 年进行第二次调查时发现 , 美国分支机构和英国公司在生产率和利润率上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 这种情况则完全归因于美国分支机构对英国公司的技术转移、示范效应和竞争压力。另外 , 美国分支机构对当地的供应商和产业客户也产生了正向的溢出效应。

　　美国分支机构倾向于投资高增长率、技术密集型、出口导向型行业。长期以来 , 随着英国基础设施的改善 , 美国跨国公司在英国的分支机构在当地也承担了更多的创新活动 , 在保持自身长期竞争优势的同时 , 也推动了英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今天的英国 , 已经成为欧洲最为繁荣的国家之一 , 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 , 以及国内企业的全球化经营。

　　二战之后的几年 , 英国经济一直受保护主义的影响 , 国内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与预期不高 , 美国消费者则与之不同。美国分支机构进入英国的一个重要结果 , 就是把他们更高的质量标准和消费者要求也转移到了英国。这样 , 不但使英国的消费者从中受益 , 也推动了当地的生产厂商更加注重消费者的市场需求。三十年后 , 日本汽车和电子企业进入了英国市场 , 进一步提升了英国的产品质量标准和消费者预期。事实上 , 日本人在很大程度上 , 让衰败的英国汽车业重获生机。

　　受到英国区域政策的影响 , 美国的分支机构发现在英国的特定地区 , 特别是那些经济不发 达和失业率较高的地区 , 建立有关生产经营活动的网络 , 符合自身的利益追求。现在 , 通过这种网络关联所获得的收益 , 已为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所熟知 , 这是战后国际经济出现的新趋势。

　　英国于 1971 年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 至 1993 年欧盟内部市场最终形成 , 不断深化的区域一体化进程 , 导致美国跨国公司在英国的直接投资 , 特别是出口导向型投资大幅度增加。

　　总而言之 , 英国战后初期 , 美国投资 ( 美国投资占英国外资总量的 90%) 为英国经济的恢复发挥了关键作用。

　　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钻石”理论, 可以发现 , 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与竞争优势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联系。在钻石外部 , 有一系列因素对一国的竞争优势产生影响 , 除了受到政府和投资促进机构 (IPA) 影响之外 , 外国直接投资和竞争意识也对一国的竞争优势发挥作用。

　　过去五十多年来 , 无论国家大小 , 无论实行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 英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所发生的现象 , 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反复出现。以中国为例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最新的研究表明 , 在 90 年代 , 外国直接投资对 GDP 增长的贡献达到 2 - 2.5% 。至 2000 年 ,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量的 48% 。当然 , 也有一些例外。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对外国直接投资持欢迎态度。 例如 , 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 , 日本和印度对外资都实施限制。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 , 以及技术跨国界的自由流动 , 这两个国家已经彻底改变了对外资的抵制态度。最近 5 年内 , 两国利用的外资分别是上一个 5 年 的 7 倍和 4 倍。中东欧国家每年吸引的外资也从 90 年代的 34 亿美元增长到 1998 - 2000 年的 232 亿美元。

　　二、投资发展阶段模式 外国直接投资在提升一国竞争力的作用 , 与该国所处的经济阶段和发展模式密切相关。

　　我首次提出这一观点 , 是在 1979 年夏威夷召开的第三届世界跨国公司大会上 , 当时有 67 个国家参加大会。我通过跨部门比较研究的方式 , 将这些国家在 1967 - 1975 年间 , 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状况与他们的人均 GDP 加以比较 , 结果发现一个显著模式。在过去二十年里 , 我不断将这一模式加以提炼 , 并将其延伸至贸易和产业结构升级之中。值得一提的是 , 各国政策决策者在制定其产业发展战略时 , 已经广泛采纳这一投资发展阶段理论。

　　这里 , 我仅简单阐述这一理论。 通常 , 一国的投资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目前 , 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 , 其投资发展仅仅经历其中的四个阶段 , 第五个阶段只适用于发达国家。互联网的出现 , 通讯技术的发展已经大大缩短了各个阶段的发展周期。这四个阶段的划分标准是 :

　　第一阶段 : 资源与能力基础较低一一欠发达的国内市场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 2000 美元 ) 。

　　第二阶段 : 资源和能力基础有所改进一一国内市场呈上升趋势(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2000 - 3500 美元 ) 。

　　第三阶段 : 人力资本和当地创新能力变得十分重要一一国内市场呈上升趋势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小于 3500 – 8000 美元）。

　　第四阶段 : 工业化接近成熟一一相对丰富和成熟的市场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于 8000 美元 ) 。

　　第一阶段适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处于该阶段的国家 , 由于当地的市场规模小 , 技术能力低 , 只能吸引到少量的 FDI, 输出型 FDI 几乎没有。出口也主要局限于资源密集型或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主要是标准化的制成品。政府政策主要局限于向当地生产者和外国投资者 ( 尤其是资源密集型型产业 ) 提供基本的法律、商业性基础设施以及激励或保护性措施。

　　第二阶段适用于现在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随着这些国家的国内收入不断提高 , 增强了对市场导向型 FDI, 尤其是对于寻求进口替代战略的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同时 , 伴随着国内基础设施的改善 , 以及国内企业技术和生产能力的提升 , 也可能在初始产品与技术加工和轻工业制成品行业吸引出口导向型 FDI 。这些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果 , 也可能导致东道国出口产品的构成发生变化 , 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半成品向制成品转化。进口品也可能转向更多的高技术产品和消费品。为了获得新的竞争性资产或市场准入条件 , 还可能会发生一些向邻国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对外投资。在第二阶段 , 政府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致力于提高当地的劳动力素质和管理技能 , 创造有活力的资本市场和有效、可靠的金融体系 , 确保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

　　第三阶段和至少第四个阶段的一部分特征与当今的中国情况极为相似。在中国 , 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并且日益增长的国内市场 , 吸引了市场寻求型 FDI, 从而为国内提供了投资国在早期具备的比较优势的产品。另外 , 由于国内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水平的提高 , 跨国公司在国内的生产已经逐渐向出口产品的高附加值环节转移。由于国内资源和技术能力的升级 , 现在的国内企业也开始通过输出 FDI 或跨国界合作方式 , 开拓国外市场 , 寻求新的外部资源 , 以提升自身竞争优势的活动。 出口产品的结构也逐渐转向中、 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与服务。

　　在这些阶段 , 特别是对于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来说 , 经济活动的区域专业化分工日益显著。凭借聚集和上下游产业的网络关联效应 , 诞生了诸如印度的班加罗尔软件中心、东南亚的香港金融服务中心等。到了第四阶段 , 研究与开发活动迅速增加。作为全球或区域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通常 , 跨国公司将在研发活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主动提升当地高附加值活动的配套设施 , 通过为跨国公司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和其他激励性措施 , 能够促进他们技术创新 , 并且不断开拓新的市场 , 也能帮助个人发扬创业精神 , 提高技术水平。

　　当然 , 在应用投资发展路径演变理论过程中 , 由于各地情况不同 , 各国状况有所差异。不同国家投资发展路径的方式和特征 , 各个阶段发展的周期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 外国直接投资在各国发展进程中作用的形式、范围、内容 , 以及对国家竞争力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尽 相同 , 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所产生的总体影响与作用效果则大同小异。东道国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 , 对外国投资者的发展进程和经营战略也会产生影响。

　　三、跨国公司对区位要素需求的变化

　　经济的全球化 , 尤其是各种有关空间成本的降低 , 信息和知识作为关键要素 , 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 以及合作联盟作为跨国界经济组织主要形式的出现 ,都在对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与要素需求产生了重要影响 , 同时也影响着东道国政府或地区寻求吸引并获得最适合自身需要和能力的价值增值活动。

　　有人说 , 经济全球化正在使政府的职能和权威性削弱 , 特别是对区域联盟中的小成员国

　　更是如此 ( 如欧盟中的比利时 ) 。

　　一方面 , 国际性组织如 WT0 、世界银行逐渐承担了一部分以前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 , 在美国、中国、英国等大、 中型国家 , 经济决策权正在向地方政府转移。欧盟也是这样 , 权利分散已成为发展趋势。

　　然而 , 国际经济学者一致认为 , 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并没有被削弱 , 而是职责内容发生了变化。主要因为 , 各国对 FDI 的吸引力越来越取决于该国的资源禀赋、技术能力和市场规模。而这些因素首先受到所在区位的约束 , 例如无法跨越国界；其次 , 当地企业和跨国公司拥有资源和技术能力的流动性 , 以及将两者以最有效方式结合的能力 , 是构成他们竞争力的关键。政府在这两个方面均可有所作为。

　　事实上 , 政府承担着建设和改善公共资产的主要责任。即使是美国这样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 ,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承担着教育、产业化之前的技术研究与开发、交通、国防、医疗服务和环境的责任 , 掌控着这些项目建设的开支。政府也通常运用货币和贸易政策 , 影响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区位选择的吸引力。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 , 个人道德水平和社会伦理已经成为影响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现在 , 消费者对企业的商业行为越来越挑剔 , 技资者的环境意识也逐渐增强 , 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兴起 , 正在促使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重新考虑全球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 , 尤其是这些规则对民主管理和社会包容的影响。

　　许多经验研究 , 包括最近伦敦经济学人集团信息部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进行的研究表明 , 跨国公司 FDI 的区位选择对东道国的政策框架和商业环境极为敏感。这里既含有积极的一面 , 就是跨国公司对区位要素的新的需求 , 促使东道国更加注重保护私有财产 , 注重法律、财政和税收政策的一致性、透明度和公平性，推动着当地的制度更趋合理，以及促进有关政府部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并建立一条龙服务来吸引外资；但也会产生不利的一面，会导致犯罪和经济欺诈行为的增加，腐败更加严重，外国资产有被征用风险，外汇控制风险，以及引导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事实上，所有这些因素无一例外地属于政府管辖的范围。所以，中国入世后，政府的职能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不仅仅关注东道国的经济特征，当然，跨国公司不同的投资动机所要求的区位特征有所差异；还包括该国的政策框架和商业环境。调查发现，在过去十年，大多数决定因素不同程度地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但对于经济转型国和处于投资发展路径早期阶段的国家有些因素 , 例如私有化项目的范围和内容 , 以及软件环境的质量 , 对增强跨国公司投资的吸引力十分关键。

　　最后 , 我想阐述的是 , 从某种意义上 , 中央和各级地方地区政府就像一个企业。他们不断地致力于加强和提升他们独有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而且 , 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 , 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 不确定的全球经济 , 都需要政府重新评估和改革其管理模式。就像一家从事国际经营的跨国公司 , 国际经营环境的变迁 , 促使他们对公司资产的所有权重新定位与选择。非核心资源和能力的所有权不再重要 , 取而代之的是准入权、一体化的国际生产和投资战略。与此同时 , 还需要母公司将更多的决策权下放给各分支机构 , 以更好地满足不断变 化的区位市场需求。对于政府来说 , 这不仅意味着要使当地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或升级 , 还要考虑在一个主权分享和政府之间联盟的新的全球框架下 , 设计和贯彻执行最好的政策。正如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所言 , 要想在吸引外资方面取得卓越成就 , 地方政府更应发挥积极作用 , 并致力于在当地培养一大批相关价值增值活动的产业链 , 作为增强外资吸引力的重要手段。

　　现在 , 中国在寻求发展、更新投资发展路径 , 面对的正是这些机遇和挑战。我深信 , 中国政府和人民会利用机遇 , 迎接挑战 , 运用他们的技术、智慧和决心将外资变成自身乃至全球的长久利益。中国正站在这个艰巨却值得一试的任务面前。

　　作者：约翰 .邓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