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布什政府提交的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给脆弱的金融市场注入信心。这一场席卷而来的金融风暴，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已经超越了布什政府所控制的领域。无论谁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都必须面对金融危机的后遗症。

　　9月24日，WTO2008年公共论坛就特别围绕“贸易的未来”展开讨论，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Lamy)表示了他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担忧：“当危机来临之时，通过设置进口壁垒来保护国内生产商无疑是一个诱人的措施，但却并不可取。1930年代声名狼藉的Smoot-Hawley法案将美国2万多种进口产品的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点，但最后只带来了一场全球贸易大战，贸易保护主义最终把全球领入了死胡同。”

　　他特别提醒各国与会代表：当很多人已经把这次金融危机称为“第二次大萧条”之时，一定要防止1930年代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孤立主义盛行的历史重演。“危机之中全球更需要增加消费，各国关闭贸易通道的‘自救’行为只会加剧危机。”

　　金融风暴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趋势目前也已经初现端倪，美国失业率在9月份已经高达6.1%。而10月5日出版的《纽约时报》预测，美国第三季度的消费支出将会出现下降，这也将是近20年来美国出现的首次季度消费支出下降。欧洲、日本纷纷进入经济衰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多国互相指责对方持有经济民族主义。

　　作为此轮金融风暴眼和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美国是否会重蹈1930年代的覆辙，发起贸易保护主义？两个多月后，新的美国总统即将入主白宫，他的对华贸易政策又会发生什么改变？

　　针对这些热点问题，本报专访了中美关系方面的两位顶级智囊——来自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事务学院的中美关系专家哈利·哈丁(HarryHarding)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心伯教授。

　　哈利·哈丁教授目前是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亚洲政策顾问之一，此前也曾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的中国政策顾问。而吴心伯教授同样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见证人之一，早在1998年6月，他就在与访沪的克林顿总统夫妇的对话中，巧妙地触及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敏感话题，使克林顿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重申了美对台的“三不”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金融危机或催生新贸易保护主义

　　《21世纪》：美国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表明，当前金融危机可能会引起经济民族主义和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乃至全球抬头，9月24日WTO公共论坛上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对此非常担心，你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哈丁：这取决于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目前美国正在经历严重的金融危机，不过政府正在采取救市措施以减少金融风暴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我们目前不知道实体经济的衰退会有多严重，也就难以推定贸易保护主义会有多激烈。

　　吴心伯：这主要是看金融风暴之后，美国投资受损、收入下降、钱包缩水的情况，是否会对国内消费造成严重打击，因为美国经济增长2/3是靠国内市场推动，如果国内消费一蹶不振，整体经济就可能会出现拐点，金融危机恶化为经济危机，进一步引发贸易保护主义，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新保护主义的三副面具：知识产权、碳排放和金融开放

　　《21世纪》：当前形势下，美国会产生哪一些新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哈丁：美国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提高关税、影响他国货币汇等手段来设置进口壁垒，同时也会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谈判等手段，更加积极地推动美国本国的出口，美国采取这些措施的力度，取决于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

　　我觉得目前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阻碍自由贸易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阻碍美国签订新的自由贸易协定(FTA)。

　　眼下的核心议题是，新政府上台后，美国国会是否会延续授予总统的“贸易促进谈判权”(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也就是常说的“快车道授权”。

　　在拥有“快车道授权”之下，国会对于总统签署的FTA协议只有投票支持或反对的权利，而对于其他法案，国会则有重新改写的权利。而如果国会单方面改变美国与其它国家达成的协议的话，FTA谈判一般都会破裂。所以美国要想达成新的FTA协议，快车道授权非常关键。

　　吴心伯：我觉得未来主要会涉及到一些知识产权保护的争端，美国会希望中国相应的进一步开放金融等领域的市场，以此来释放国内保护主义的压力。因为美国在很多领域不可能不从中国进口，所以只能在打开中国市场，提高出口方面去寻求平衡。所以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表现为对中国的市场开放提出越来越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