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扬
展望2018年，专家表示，预计一季度经济数据有望“开门红”。2018年经济增长将小幅放缓，但韧性犹存。政策方面，应稳步推进改革，加强金融领域的监管协调和联动。人民币汇率方面，应有序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增强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
一季度料迎“开门红”
“在全球经济复苏、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延续稳中向好态势。”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闫衍表示，GDP增速连续8个季度稳定在6.7%-6.9%的中高速增长区间内，多项经济指标向好，2017年全年经济实现平稳收官。
多位专家预计，2018年一季度经济有望“开门红”。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认为，开年以来需求增长稳健，而库存水平很低，土地成交和企业利润等投资领先指标较为乐观。2018年1月的工作日比去年同期多4天，会明显抬升当月增速。
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翠红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全年GDP增速将在6.7%左右，较2017年下降约0.2个百分点。预计全年经济增速呈现前高后低的趋势，一季度为6.8%左右，二、三季度为6.7%左右，四季度为6.5%左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2018年中国经济运行将整体平稳，全年增长6.7%左右。经济总量及增速难起波澜，但质量提升步伐将加快。经济动能结构转变，消费增速持续超过投资；第三产业增速持续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增长存在新的机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致产业内结构升级和行业集中度提升，带来效率和质量提升效应；数字经济和互联网+快速发展，给创新型和技术领先型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
连平指出，2018年中国经济可能存在多项潜在风险。例如，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和货币汇率带来冲击，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可能给我国出口带来负面影响。
“2018年实际经济增速料有所下滑，但下滑幅度有限。”国金证券分析师边泉水表示，预计2018年PPI同比涨幅大概率回落至3%附近，但CPI同比涨幅将温和升至2.5%，整体GDP平减指数料下行。在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货币条件可能逐渐改善。
推进金融监管协调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认为，一是保持经济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范围内平稳增长；二是保持宏观政策和监管的协调；三是稳步推进改革；四是做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开放形成新格局。
对于监管协调，闫衍表示，加强金融监管有利于遏制影子信贷和金融杠杆的快速扩张，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降低金融系统的中长期风险。2018年仍需继续加强监管协调，强化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日常协调功能，加强金融领域的统筹监管。
在强监管的同时，仍需关注监管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闫衍认为，对于影子银行等问题，如果监管政策过于行政化，将金融去杠杆简单地处理为将资金由表外转向表内，可能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新企业融资形成一定挤出效应。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新企业获得资金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与银行的表外资产有关，因而在规范银行业务、进行并表的同时，需关注和解决这三类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研究室理事长李扬表示，要全面加强监管，形成“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的严肃监管氛围；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及时有效识别重大风险隐患；完善金融风险应急处置和问题机构退出机制。
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
对于人民币汇率，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表示，坚持汇率货币篮子原则，尽可能维持人民币对主要货币有升有贬，避免出现一致性的较大幅度的升值或贬值。201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水平可以6.6作为基准，把6-7作为控制底线，其间设置必要的预警线，作好预案。可将人民币汇率管理纳入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体系，坚持有控制的市场化，对货币兑换和流动要依规严格审查和管控。
王永利表示，汇率“就稳定抓稳定”是很难实现的，要依靠整个经济、金融的稳定，这就需要全面深化经济、金融的改革开放，加快推动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李扬表示，一要发展外汇市场，丰富外汇产品，扩展外汇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更好地满足企业和居民的需求；二要有序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增强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三是减少常态式外汇市场干预，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从国际经验看，汇率制度不合理可能成为发展路上的‘绊脚石’。”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表示，从当前发展阶段看，实体经济对汇率波动的容忍度有限，主要体现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可能因汇率过度波动或升值而受阻，汇率波动加大或较快升值将加重企业负担；多数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较弱，尚未形成有效的套期保值机制和能力，易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冲击。
对于如何创造汇率稳定的有利环境，陈卫东指出，首先，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要服务于稳定国际收支结构的需要；其次，当经济新旧动能成功转换、外贸依存度有所下降、汇率影响的敏感度降低时，汇率由市场决定的程度可进一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