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心昊
7月1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见证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粤港澳三地将在中央有关部门支持下，完善创新合作机制，促进互利共赢合作关系，共同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就在两个月前的5月3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研究课题汇报会上，王福强作为课题组副组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经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向广东省省长马兴瑞作课题汇报。
作为课题组的核心成员，王福强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和发展都有着自己的深刻认识。近日，就湾区规划定位和发展建设等问题，记者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粤港澳大湾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助推器
记者：从2008年的《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到2015年《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再到今天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和港澳地区这几年陆续受到中央关注，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承担了怎样的使命与担当？
王福强：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过《关于珠三角改革开放规划纲要》，到现在提出要携手港澳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可以看出，对于粤港澳的定位，是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与它们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角色定位是相一致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改革开放发展到现阶段，我们有了底心，有了信心，有了基础，以前是跟跑，现在是并跑，以后可能是领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鲜明地提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这一愿景，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助推器。
记者：大湾区虽然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但内部城市经济结构同质化倾向明显，内部竞争相对激烈。反观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城市之间分工相对清晰。在你看来，粤港澳湾区城市应当如何找到城市间的差异化定位？
王福强：总体来说，城市化中，各城市单元的定位要体现出区情要求和比较优势。要统筹考虑产业布局、发展潜力、发展阶段、地方禀赋、历史基础、现实优势等因素来优化各城市单元的定位。具体地，一是要有继承性。尊重历史传承。每一个地方经过长时期的发展，都有自己的特色，城市定位就不能割裂它而另起炉灶。二是要有现实性。要准确分析现实的条件基础，基于此进行深化、拓展，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独门暗器。三是要有前瞻性。要深入挖潜，综合分析城市发展方向，给出具体指引，预设各种情景模式，给出城市未来形象的描述。四是要强调包容性。城市群中的各个城市单元，其定位不是排它的，是一种竞合发展的关系。这是由时空发展、资源禀赋、历史传统等因素造成的，不宜轻易地限定某个城市是这个定位，某个城市是那个定位。要强调包容中发展，发展中渐显，渐显中提升。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城市定位，也是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过程中也曾存在同质竞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就需要加强城市间的协调、沟通，在竞争中发展，在竞争中争取。相信每个城市的行政管理者，都会有这样的市场判断，就是如何寻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如何挖掘自己的增长潜力，如何形成自己的城市定位。
记者：研究报告中提到，广西、福建、海南三省区均靠近大湾区，可以四地联动，推动融合发展。对于粤港澳湾区而言，如何能够依靠好周边区域，融合发展？
王福强：报告中将三省区作为大湾区的拓展区，为将来的整合发展做预设。因为它们和粤港澳大湾区一道，集中了国内所有的“特”字元素，有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自贸试验区等，有许多高端开放平台，将它们的优势集合起来，可以打造一个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高端平台。另外，它们面向港澳、台湾，关系到祖国统一问题，通过融合发展，可以对解决祖国统一形成示范。
如何和这几个周边地区合作？一是将周边作为自己的腹地，将相应的产业、职能转移，解决大湾区大城市病的问题。二是将之作为自身发展的重要支撑，各种要素资源的支持，包括土地、人力、资本、空间等，可以提供。三是加强沟通，统筹协调，整体规划，形成融合型发展态势，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大湾区发展的关键
记者：粤港澳大湾区内有广深港澳四座国际化城市，过去这些城市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竞争关系。在当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下，它们应该如何承担“核心”职能？
王福强：四个核心城市，是大湾区发展的发动机，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定位。通过这些功能定位，发挥着各自的辐射带动作用。这些功能定位的形成，是在长期竞争合作的过程中形成的，有其现实性、连续性，也有其包容性，更有其差异性。例如香港、广州、深圳的金融功能，就可以在竞争中实现差异化配置。如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功能、内地资产管理中心的功能，深圳的科技金融功能，广州的商贸金融功能，都是各具特色的功能。
这些都是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经过长期的市场竞争形成的。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市场自发形成的，市场知道如何最佳配置资源，企业家知道如何寻求商机。政府所能做的，只能是因势利导，而不是代替包办。所以，妥善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它们有效承担核心功能的首要任务。其次，为了避免恶性、同质竞争，也需要它们之间加强沟通协调，做到差异化发展。
记者：研究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市场要素有序流动。应该通过怎样的措施有机结合香港的金融、深圳的创新以及东莞、佛山的制造业？
王福强：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大湾区发展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自由流动了，各种要素自然会通过市场进行最佳配置，三地的优势就会互补。我们在规划研究中，对于如何推进要素自由流动提出了许多设想，特别是人流和资金流的相互流动。
比如，对于人流，我们建议率先对大湾区居民采用去港澳的“落地签”，还要对专业资格进行互认，鼓励专业人才大湾区自由就业，就像欧盟一样，德国的律师可以到荷兰工作，法国的会计可以到意大利工作，不存在执业资格不承认的问题。对于资金流，我们提出是否可以在兼顾国家现行外汇管理制度的同时，适当给予大湾区一些特殊政策，使符合大湾区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在资金进出方面有一定的自由度，是否可以在用汇政策上鼓励大湾区企业到海外收购科创、生物医药、重要资源等标的。其他如通关便利化方面等也有一些具体的措施。
记者：对比起旧金山湾区密集的产研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产研结合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如何能够充分利用核心城市中的高校来为湾区的产业创新服务？
王福强：旧金山湾区的创新能力之所以高，就在于有良好的创新生态，各类创新主体活跃、金融支持发达、产业转化方式多样。其中高校是非常重要的创新主体。粤港澳大湾区有近200所高校，其中还有4所世界100强大学。这些都是大湾区宝贵的资源。要重视高校自身研发成果的转化，鼓励高校的科研成果到大湾区转化。要发挥高校研发资源的作用，支持企业利用高校的实验室等平台进行科技创新。要支持企业利用高校的研发人员，通过在高校设立研发中心或聘请高校的研发人才到企业兼职等方式，为高校科技人员提供科研机会。要将高校作为培养创新创意人才的基地，针对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培养创新型人才。
记者：研究报告中提出，要逐步给予保障大湾区改革创新的自主权。这对于大湾区的建设意味着什么？
王福强：大湾区内地的九市，是中国改革开放比较早的地区。经过30多年的发展，经济实力、城市发展水平都取得了显著成效，这受益于改革开放。总体来说，易于改革的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都已经取得了进展。现在面临的难题，是改革遇到了天花板，好多以前不敢触及的领域已经成为了改革的阻碍。没有综合性改革，经济改革就会很难推进，其取得的成果也很难保持。比如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滞后，已经严重损及了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不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基于此，就需要推进综合改革。而综合改革，会涉及敏感领域，在这种形势下，改革要向纵深发展，就需要给予大湾区改革创新的综合授权。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鼓励地方开展相关领域的改革，保护改革者。
另外，不建立容错纠偏机制，就无法真正推动各项改革深入。各项改革就只会停留在口号上。有了这样的授权，相当于给大湾区松了绑，打开了改革的天花板，就会激发创新活力和改革热情，会真正推动大湾区的改革迈向深入，从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真正启动中国第二轮改革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