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财经》特约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建
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决定着改革和调整应该围绕着什么中心来展开。
有些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仍是经济效益太差，因此改革的中心就应当是围绕着进一步向市场和企业放权来进行，我对此并不赞同。必须承认，中国目前的企业和市场效益与发达市场经济体相比，差距仍很大，还有很大的改善余地，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国经济效益的进步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形成，企业已经获得了较充分的生产经营和投资权，因此阻碍效益进一步提高的矛盾，已经从生产领域转向了分配领域，因为只有在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的时候，企业效益才可能最大化，而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市场需求萎缩，则是对企业效益的最大吞食。
生产过剩——即社会总供给显著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曾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的重要矛盾。自工业革命开始，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矛盾不断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过，冷战结束后，主要工业化国家相继走上了虚拟资本主义的道路，以物质产品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转换成货币金融危机，“生产过剩”这个词汇也就逐渐不再被提起。
然而我认为，对于尚未走上经济虚拟化道路的中国，生产过剩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传统特征，仍然将成为引发经济危机的主要机制。从生产过剩到爆发经济危机，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中国，生产过剩已经造成经济下行，导致企业产品滞销、利润收缩、产能利用不足、还贷困难、上缴税收减少、劳动者收入下降与消费购买力萎缩，以及实体经济资本外移引起的虚拟经济泡沫。目前还没有见到就业困难的现象，但是由经济的持续下行趋势决定，失业率飙升甚至严重经济危机的出现时间已经不远了。
中国并未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关于中国的生产过剩，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已经持续三年的经济下行，其原因是否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是进入了“中速增长阶段”呢？的确，从各国的工业化历史看，都没有超过十年的、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而中国长达9%以上的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30年。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说明，在完成工业化以后随着服务业逐步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产业，经济增长速度都会逐步降低，直到稳定在3%左右，在主导产业从工业到服务业的交替过程中，也的确会有一个“中速增长阶段”。
然而，高速增长期持续长短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是否开始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发展阶段才是决定性因素。中国在现阶段虽然从人均收入水平看已经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但由于中国典型的“二元结构”，8亿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直到2011年才刚刚超过1000美元，如果八亿农民的人均消费能提升到目前城市居民的水平，中国的消费品生产就需要增加2倍半。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是人均1吨钢，但是到去年中国的人均粗钢产量才刚刚超过500公斤。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说明，处在结构剧烈转变中的国家增长率最高，而结构转变的基本内容，就是从农业向工业、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对中国来说，由于真实城市化率还处在低收入水平阶段，未来还有八亿人口要进城，这就是中国内需最深厚的动力源(600405,股吧)泉。根据我的计算，如果在未来20年要安排八亿人口进城，仅投资的年均发生额就不少于20万亿元，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仍有保年均9%的需求增长潜能，所以，那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结束了高速增长期的认识是站不住脚的。
既然中国的高速增长期并未结束，如何解释近三年的经济下行呢？核心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收入差距过大所导致的生产过剩。生产过剩与工业化程度无关。英国1825年爆发资本主义经济首次生产过剩危机的时候，人均收入不过300美元，人均钢产量不过350公斤。
生产过剩的体现之一：消费需求正在下降
观察生产过剩程度的一个重要角度，是看社会总需求中消费所占的比重。2013年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5.9%，比前两年显著下降，而前三季度7.7%的增长率主要是由投资贡献的，见表1。
表1： 2011年以来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
年份 投资贡献率 出口贡献率 消费贡献率
2011 54.4 -5.8 51.6
2012 50.4 -2.2 51.8
2013年1~9 55.8 -1.7 45.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表1数字可见，2013年的投资贡献率是三年以来最高的，出口的贡献率也在显著回升，只有消费的贡献率出现了大幅下降，如果看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2011年是17.1%，2012年是14.3%，2013年前9个月是12.9%，下降也很明显，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的情况是一致的。消费的背后是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从9.8%下降到6.8%，农村居民现金收入从12.3%下降到9.6%。在经济增长率同比不变的情况下，支撑消费购买力的城乡居民收入出现如此大的降幅，说明社会财富成果的分配更加有利于储蓄而不利于消费，或者说是更加有利于增加供给而不是增加需求。
生产过剩的体现之二：出口需求前景悲观
当然，消费率的下降可以用投资和出口来弥补，新千年以来中国出现的经济高增长，就是在投资与出口这两大需求引擎拉动下实现的，但是至少在2014和2015两年，乃至未来五年内能否再依靠投资、特别是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还得打上个大大的问号。
前瞻地看，中国未来的出口形势很悲观。国际经济在现阶段的复苏，主要是由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用无限制的货币投放创造的，由于新的资产泡沫又在酝酿当中，我估计这个泡沫至多能维持到2014年底。到2015年，甚至2014年下半年就有可能爆发一场新的国际金融与货币危机，这场新危机是次债危机的延续，但解决起来会更麻烦，因为发达国家在解决次债危机这5年中，已经把能用的手段都用尽了。
这场危机的后续发展特征应该是反复震荡，并越加激烈，所以危机具有长期化的趋势。发达国家的总体走势仍然取决于美国，美国在次债危机爆发后，直到今天其实体经济规模也没有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但债务规模却持续扩大，随着债务规模越来越脱离美国的实体经济规模，美国的国力就不足以支撑美元的世界地位，所以在下一次危机爆发中，就很可能出现美元的信用危机，甚至是二战以来所确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解体。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震荡与解体，必然会带来国际经济与贸易体系的剧烈动荡，并很可能导致国际贸易的严重萎缩，这就决定了外需将在很长时期内都不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反而可能会转变成导致负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净出口的比重从2.4%提升至8.8%，经济增长率相应也从8.4%提升至14.2%，次债危机爆发后净出口比重回落到2012年的2..7%，经济增长率也回落至7.8%，基本上是净出口增长和回落多少，经济增长率就提升或回落多少，在下一场危机中如果外需严重萎缩，中国出口就会出现显著的负增长，成为再次压抑中国经济上行的重要原因，见表2。
表2：新千年以来我国净出口比重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2000年 2007年 2007比2000年提升点位 2012年 2012比2007年下降点位
经济增长率 8.4 14.2 5.8 7.8 6.4
净出口比重 2.4 8.8 6.4 2.7 6.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生产过剩的体现之三：新增投资需求低落
再看投资，许多人说2013年三季度的速度回升是投资带来的，这是从投资贡献率显著提升的情况作出的判断。但是看一看投资增长率，2011年是23.8%，去年是20.3%，2013年前9个月却是20.2%，所以可以很明确地说，2013年以来投资贡献率的上升，并不是因为投资增长更强，而是消费增长更弱。
我一直认为，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来代表投资需求增长并不科学，因为投资的特性是短期是需求，长期是供给，而投资完成额恰恰是处在投资从需求向供给转变的时点上，所以它是需求的滞后指标，是供给的先行指标，投资完成额的增长指标高，反而说明了社会总供给能力的增长仍处在高位。如果看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2011年为22.5%，2012年为28.6%，2013年前9个月则猛降到只有13.3%，这种情况则预示着，2014年的投资增长率很可能会低于15%。
另外一个反映供给能力增长的指标，是新增固定资产的增长率，这个指标比投资完成额更能代表当前供给能力的增长情况。如果我们把2003~2007、2008~2010年和2010年9月~2013年9月以来的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与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做一个比较，就可以明显看出，目前阶段仍是产能释放高峰，而新发生的投资需求正在低落这个现状，见表3。
表3：新上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率与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
年份 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 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
2003~2007 27.2 22.1
2008~2010 30.3 24.3
2010·1-9~2013·1-9 23.9 29.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投资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规模的扩大却不是为了增加投资，而是为了满足消费和出口增长的需求，因此若消费和出口低落，投资也不会发生。由于投资的周期性，使投资增长率的变化会滞后于消费和出口，所以就会出现目前这种消费和出口已经回落，但投资完成额与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仍处在高峰的局面，而需求不断走低和供给继续增长的格局，只会使生产过剩的格局愈加严重，从而使新增投资需求的增长率更低。
综上所述，消费在分配机制作用下正在继续走低，出口需求的上升也只能是暂时的，未来也要走低，由于没有新的需求发生而前期建设的产能仍在投放，投资回落的速度甚至可能会高于消费与出口，所以，在发生大的改革和调整，使中国经济真正能转入内需引领轨道前，经济运行就不会改变下行曲线，即便有时出现反弹也难以持久。
生产过剩出现的原因是产权制度变革
中国在以往改革30年中，是怎样与何时从传统的“短缺”机制转向过剩机制的呢？有关生产过剩的议论，早在1997年前后就有人著文论证过，当时也的确出现过经济增长低迷的势头，并直到2002年下半年中国经济才走出这种低迷势头，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欠妥，因为生产过剩是个明确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即它是由特殊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特定分配体制所产生的，因此是由经济制度内生的现象。
纵观中国以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1984年改革重心转入城市后，直到90年代中期一直是在沿着培育市场机制的方向发展，但是始终没有触及到产权体制这个市场经济的核心，以1997年党的十五大为转折点，在政治上提出了“三个代表”的主张，在经济上“抓大放小”，推动国有与集体企业转制，在分配制度上提出“生产要素可以参与分配”，正是这一系列的改革使中国的产权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资本结构看，从投资主体看，从消费率所反映的收入分配结构看，都是在2000年以后才发生了巨大变化，见表4。
表4：改革以来经济结构的变化（%）
年份 工业实收资本国有比重 国有投资比重 集体投资比重 公有投资比重 消费率
1980 Na 81.9 5.0 86.9 65.5
1992 65.5 68.1 16.3 84.4 62.4
1998 61.6 54.1 14.8 68.9 59.6
2000 61.2 50.1 14.6 64.7 62.3
2003 21.3 39.0 14.4 53.4 56.9
2007 14.7 28.2 3.4 31.6 49.6
2012 10.3（2011） 26.5 3.3 29.8 49.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上表数据不难看出，1998年以后伴随着产权制度改革，长期以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产权结构，以及投资主体结构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产权制度决定分配制度，所以消费率的下降是在产权制度发生变化之后相应出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至于1997~2002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不断走低，我认为是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原因是始自1994年的宏观紧缩压抑了总需求的水平，比如贷款增长率从1993年的28%猛跌到1998年的15.5%，货币M2的增长率从1994年的34.5%猛跌到1998年的14.8%，所以是外生性的变化导致了经济增长率不断走低，而不是内生的分配机制压缩了需求。第二个原因是1998年启动的各项改革，使企业内部形成了生产和投资的约束机制，此外在产权转换的初期，民营企业家的主要精力是放在企业内部的整合方面，比如下岗分流和处置不良资产，所以尽管1998年以后宏观政策转向宽松，投资仍然不活跃。
明确在中国何时出现了产生过剩的机制十分重要，因为生产过剩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生产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要求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与宏观调控体系，必须从以往适应短缺时代为基础，向适应过剩时代过渡。
新千年以后到次债危机爆发前，中国的这种转轨和改革其迫切性不强，是因为新全球化所创造的外需，可以基本上吸纳国内的过剩产品，但也从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显示出了国内的产品剩余转换成了外汇形态的价值剩余，次债危机爆发后，随着外需的萎缩，实物产品过剩的矛盾就清楚暴露出来了，成为阻碍增长的现实压力，这种转轨与改革的压力就空前上升了。
解决生产过剩的手段是分配制度改革
解决生产过剩就要缩小收入差距，分配体制不合理是市场经济的通病，但是在中国，形成收入分配差距还有其特殊性，就是城乡差距过大，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所以推进城市化是缩小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举措。
然而，在推进城市化之外，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体制收入差距，体制中的收入分配差距产生于初次分配，即生产成果首先在企业内部分配成归产权所有者的收入和归劳动者的收入，还有就是国家的税收以及银行的利息收入等。收入主要归产权所有者所有，是调动企业家积极性，从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率的基本前提，但也随之产生了少数人凭借产权而占有多数社会财富的矛盾，所以在初次分配中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
由于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资本家阶级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过度压低工资水平而索取利润，所以不仅造成了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当，导致了频繁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还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而十月革命和二战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就是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的结果，也正是这个原因，迫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二战前后就酝酿着巨大的社会改良，即运用国家权力改变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比例，从而在不触动产权关系的前提下，改善了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兼顾了公平与效率。
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改良，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冲突，但的确极大地改善了投资与消费的宏观分配比例，才有了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而这种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出现，正是促使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朝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主要动因。
具体地说，二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税收占GDP的比例普遍低于10%，而目前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税负在45%左右。提高税负的主要途径是征收个人所得税，1902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率平均为1%，个税占全部税收的比例只有0.3%，到1944年“罗斯福新政”改革后，个税边际税率最高已达94%，到1950年个税占全部税收比重也上升到29.3%，到2011年已超过70%。在全部个税中，十万年薪以上的人口的税收比重超过60%，而1%的美国最富人口缴纳了28%的个税，所以美国的个税主要是由富人缴纳的，低收入人口则是从国家的转移支付中获得收入。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财政支出中的社保支出普遍占一半左右，经过这样的社会改良，社会收入差距就显著缩小了。
中国既然已经坚定地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要从体制上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须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利用国家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大规模再分配，而在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从全部税收占GDP的比重看，中国目前不到20%，要提高20个百分点以上；从个税看，中国目前占税收总额比重不足5%，要提高60个百分点以上，要从目前以产品税为主的间接税制，转向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目前中国的个税2/3是工薪阶层缴纳的，今后要转向主要由高收入人群缴纳，低收入人群则以低保和社会福利等形式，从政府获得转移支付；从社保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看，目前刚过1/10，今后要提高到50%；从社保覆盖率看，目前还没有做到全民覆盖，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社保水平还很低，都需要随着财政支出中社保支出比重的上升予以解决。
地方政府投资可对生产过剩起对冲作用
目前国内外许多人认为，地方债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威胁，因为地方政府一旦陷入债务危机，很可能把中国的银行体系拖垮。这样的观点我很不认同，从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看，最多的估计是超过20万亿元。各级地方政府手中掌控着650多家上市公司，地方国有资产总规模目前也超过了57万亿元，以最大口径20万亿元的地方债务规模，负债率也刚刚超过1/3，这样低的负债率就认为会导致地方政府普遍的大规模破产，显然这个判断不准确。
事实上，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状态，恰恰是一个对生产过剩的“对冲”机制，而这个机制在2008年以后的政府救市行动中表现最明显。表4数字已经说明，在2000~2007年，国有投资比重曾经发生了猛烈下降，但是次债危机爆发后，民间投资显著收缩，国有投资却逆势增长，在2009年的新增投资中，国有比重高达60%以上，到2010年国有投资比重又上升到31%，同期内，地方政府麾下的投融资平台从3000多个，猛增到超过1.2万个，而4万亿元财政投资与10万亿元的银行贷款，也主要是地方政府的国有投资项目吸纳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率先从次债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大衰退中走出来，就是因为中国有地方政府这个特殊的需求扩张机制。
反观美、日、欧的救市措施，他们只能采取放松货币与财政赤字的间接刺激措施，但是在爆发危机的背景下，企业不愿意对实体经济进行投资，所以货币只能流入虚拟经济领域，在股市和楼市造出新泡沫，却没有办法刺激实体经济复苏。比如在日本，安倍的“三支箭”前两支已经生效，股市大幅反弹，物价也有回升，但第三支箭就是射不出去，日本企业在现金账上虽然有1.3万亿美元，可就是不投资。在美国，量宽政策把股市已经推高到超过次债危机爆发前，美国企业在现金账上也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资金，但是也不投资，实体经济的复苏就遥遥无期。而在中国，地方政府就是财政与货币政策联系实体经济的直接通道，只要中央政府放开贷款和投资闸门，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就会立刻增加。
地方政府这个需求扩张机制当然也存在很多问题，但任何事情都需要一分为二地去看，在市场机制占主体的大背景下，保留部分短缺经济机制以对冲生产过剩矛盾影响，可能反而是中国经济的特殊优势，在未来可能爆发更大国际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拥有这个特殊优势就具有更重要的宏观调控意义。从更长远看，由于中国的实体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实体经济是短期有过剩，长期仍不足，所以让地方政府在经济低迷时期投资实体经济项目，也不会有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