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问题；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政府刚性支出增加的矛盾；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能通过改革得以扭转吗？束缚经济发展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能持续发展到2030年吗？本文中会有答案。
| 文 ·本刊特约记者 覃乾
2030年，西方社会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在全球建立的主导地位将被颠覆，美国和欧洲国家将不再享有霸权地位，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将会形成。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美国仍可能是“领军者”，但中国经济在总量上有可能超越美国。
这是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NIC）为即将上任的政府提供的未来形势演变预测报告中的核心内容。在这之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曾预计中国经济地位将提升，但并未预测过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实际上，这并不是外国主流机构第一次露骨地“看好”中国。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谋求连任的竞选中，就有一篇攻击其政策的电视广告这样描述：2030年，一位虚拟的中国大学教授在课上讲解美国步上英国和罗马帝国后尘的原因，最后，这位虚拟老师脸上浮现出阴鸷的笑容：“现在他们给我们打工。”底下带有亚非拉特征的学生窃笑不断⋯⋯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预测机构觉得欧美正在失去其经济优势的看法非常普及。最近，美国在线网站援引一次“战略趋势”研讨会上专家的讨论结果：到2030年，美国不仅将失去其经济主导地位，而且其技术优势也将不复存在。在一些关键领域，美国的潜在对手，特别是中国，将赶上甚至超越美国的技术优势。这样的结论常常让中国的民众陷入疑惑之中。身为北京某建筑公司中层的老王抱怨说：“这经济越来越让人看不懂，前两年，干的活常常要不回钱，还不敢催，一催甲方就关机，走司法程序吧，一拖就要一两年，事后就再也别想合作了，2013年4月后眼看稍好了一些，年底又没活干了。”在过去的3年中，中国经济遇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危机，中国政府也公开承认，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目前正处在攻坚阶段。
中国经济怎么了？
三十多年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经济份额只有不到2%。在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这一比重仅为1.76%（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对全球及中国历年GDP总量评估及其占世界GDP百分比表格）。这一数字不仅远低于以往20%以上的份额，还低于1913年的8.9％。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处于物质极度短缺的状态，供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是不需要创新供给的，“那时候商品短缺，不管你生产什么东西，一定是不愁销路的，只要勤奋、有胆量、能吃苦，做什么都赚钱。”经过多年高速发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快速攀升，截止到2011年，这一指标已增长到9.5%，而根据一份名为《2015亚洲》的报告预测，到2015年，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将达到近五分之一，届时，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可是，中国还能保持过去30年的增长速度吗？2013年3月5日，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最后一次以总理的身份作《政府工作报告》，他说：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并存；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政府刚性支出增加的矛盾凸显；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少，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
实际上，最近两年很多精英人士表示了对中国经济的极度担忧。2013年7月，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碰壁”（Hitting China's Wall）的署名文章，表明了自己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担忧，这是自2011年夏末日博士鲁比尼在中国之行预测中国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后，又一位经济学界的重量级人物明确表示自身态度。而与鲁比尼看法的不同在于，保罗·克鲁格曼不但把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核心定义为过度投资，还提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刘易斯拐点后将遭遇投资收益骤减的情况，并得出结论：无论政府做什么，投资都将大幅下滑。这需要大幅增加消费支出取代投资的地位，但廉价信贷和资金沉淀于国企限制了消费的增速，未来中国将难以避免严重的经济滑坡。
更为凑巧的是，2013年8月，有着“超人”美誉的华人首富李嘉诚旗下公司和记黄埔发布公告，拟以32.68亿港元的价格出售位于广州的西城都荟项目。此前，其出售百佳超市曾被炒得沸沸扬扬，虽然最终李嘉诚放弃出售百佳超市，但其甩卖中国地区资产却已成了不争的事实。2013年中旬，由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各持50%权益的东方汇经中心以89.5亿港元成交，面对如此大额的抛售，业界猜测其正在“撤资中国，移情海外”，这一猜测虽被李嘉诚澄清，但其澄清后又爆出2014年将分拆屈臣氏集团上市计划，摩根大通估算，此计划公开招股的规模将达775亿港元之巨，超过了2013年李嘉诚所有涉及内地和香港的抛售总额。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王石在其微博上评论，“这是一个信号，小心了！”
对此，中国官方认为这些反应略微过激。2013年下半年以来，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在多个渠道发表了自己对中国经济向好的信心。在2013年4月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点出了其破题中国经济发展困局的思路核心，他说：要勇于变革创新，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不竭动力。长期以来，各国各地区在保持稳定、促进发展方面形成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对这些好经验好做法，要继续发扬光大。同时，世间万物，变动不居。“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要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冲破制约发展的旧框框，让各种发展活力充分迸发出来。要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力度，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更加注重改善民生。要稳步推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为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增长提供保障。
紧接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9月于大连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2013年夏季达沃斯上说，中国的经济结构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经济结构的优化是我们的重大课题，也是发展的潜力所在。通过优化结构，我们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从而有利于增加人民的收入，刺激消费，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巨大的需求与动力。
针对与会的中外企业家，李克强特别强调指出，中国在发展中的确还存在着不少体制机制上的障碍，但改革依然是我们未来发展最大的红利。潜力在一定意义上是由差距形成的，也可以说，差距就是潜力。我们通过释放改革红利会激发市场巨大的活力和长期发展的内生动力。
言犹在耳，2013年10月底，李克强又对新的经济数据提出了他的判断，经济增长从二季度的7.5%提高到了三季度的7.8%，经济出现回升。9月CPI同比上涨3.1%，但在3.5%左右的可控范围之内，而三季度的工业用电量增长了9.8%，铁路货运量也增长了7.3%，这与经济增长是匹配的。他用“骑自行车”比喻现行政策：“你要是停着不动，没准儿就会摔下来，所以还要动，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
2013年11月21日，李克强在主持第十六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时再次强调，“中国经济下半年以来企稳并改善，我们对中国完成今年主要经济目标充满信心。”“中国将全面深化改革，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
这样密集的表态使各大机构对中国新一届政府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改革信心高涨。2013年11月21日，高盛在其最新报告中上调中国2014年GDP增长预期至7.8%，而之前预测为7.6%。华安证券的相关人员更是告诉笔者：“QFII席位正在通过大宗交易对蓝筹股进行吸筹操作，一轮新的大牛市呼之欲出。”
2013年10月29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发起“全面改革总动员”。该《决定》共提出了15个领域60项改革任务，这在过去历届的三中全会中并不多见。参与《决定》起草组工作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认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6次三中全会都不同，这次全会定位于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制度等多个方面，他说：“在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只有坚持全面改革，才能继续深化改革。”而为了保证改革落实“不放空炮”，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并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绝无仅有。
对此，国外媒体评价说，中国政府摆脱长期以来由党划定方向、国务院进行具体落实的做法，改为直接落实监督。如果“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确由习近平出任组长，那么中国共产党想要表现的应是和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初任俄罗斯总统时一样的魄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认为，继上世纪八十年代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称“体改委”）之后，重新确立关于改革的专门机构，是一个信号，说明改革不只是说说而已，也是大家多年呼吁和期盼的结果。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更是在2013年11月26日的第三届中法金融论坛上表示，三中全会《决定》内容是超预期的，如果《决定》的60条改革措施中有一半能付诸实施，那至少能确保中国未来10年每年8%的增速。
正当很多人潜心分析十八届三中全会带来的影响时，中国政府抛出了全面改革的加强版。2013年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以往的时间不同，这届会议召开了4天，比往届多出1天，其间还召开了全国城镇化会议。由于城镇化背后涉及的各方博弈激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并未讨论城镇化内容，这次会议，等于是把中国最大的内需改革雏形推至幕前。
而纵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最核心的内容是对改革的做法进行了厘清：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最核心的是要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这句话引起各方人士的不同解读，现在最为主流的观点是，2014年，经济增速在稳定的目标区间内，以改革和创新为主；如果跌破这一区间，以稳增长为主。可问题是，什么样的速度是比较安全的，它的标准区间是什么？对此，国际国内各机构一直未能达成真正的共识。2012年第三季度以前，国内外各机构和经济学家一致认为，GDP增长率低于8％是中国经济社会不能承受的，因此保八是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限。但随着2013年GDP增长率到8%以下，李克强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处在中高速增长期，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国内外各机构和经济学家又进行了微调，认为7%是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限。不过，这一数字也未必作准，如果根据中国政府制定的2020年实现经济翻番这一目标测量，6.8%增长速度也有可能是其下限。如此看来，给经济增长“底线”订立具体数字并不靠谱，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安全与否？
束缚经济发展之绳
在保罗·克鲁格曼“中国碰壁”这篇文章中，他着重讨论了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谜题。他说，拿中国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比较，除了出人意料的快速增长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会将其当前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以扩大未来的消费能力。然而，中国投资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提升未来更大规模的投资能力。美国的情况已属于偏高，但即使如此，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依旧要有70%用于消费，而中国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用于投资。是什么让中国的消费所占的比例达到如此低的水平？中国人如此大规模的投资，为什么直到现在没有遇到回报急剧下降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学家W·亚瑟·刘易斯很早以前提出的观点可以解释其原因：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一般情况下存在部分的现代行业，同时还存在包含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传统行业。这些非充分就业的农民对整个经济产出只不过做了边际贡献而已。存在“剩余劳动力”反过来有两个作用。首先，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可以大量投资新的工厂、建设项目等等，并不会遇到回报率下降的问题，因为他们可以不断从农村得到新的劳动力。其次，尽管经济得到繁荣，但来自剩余劳动力大军的竞争使工资可以保持在低水平上。实际上，阻碍中国人消费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家庭从来看不到国家经济增长在产生大量的收入。部分收入流到有政治关系的精英手里；但是大量收入仅仅沉淀到企业里，这些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
这一答案得到了经济学家智强的赞同，但他同时也指出，中国的投资与消费平衡是非常复杂的，用剩余劳动力并不能完全解释。他告诉笔者：“现在中国经济存在着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过去三十年，中国通过投资生产了大量的产品，但并没有出现投资消费不平衡的问题，除了克鲁格曼所说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入世后，有一大批产品被世界各国的消费者消费了，所以，经济危机后，随着出口的下滑，中国开始出现大量的产能过剩，如果要想扭转这一问题，就必须在投资内部找到创造新需求的增长点。”
从目前来看，中国投资主要投向三个方向：基础建设、房地产和制造业。而现状是，中国现有的完工基础设施项目已经让世界吃惊：高铁（2012年建成1.3万公里），高速公路（2012年新增1.1万公里，全国共新增公路通车里程8.7万公里，目前中国公路总里程已达424万公里），核电站（数十个在建中，更多的在规划中及提议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发改委研究员曾调侃说：“中国是要决心把所有省份的基础设施密度建得和欧洲国家一样。”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但现在已经完成过半。超前基建投资，会造成诸多经济和金融风险。据资料统计，现在已建成的支线机场90%以上是亏损的。
房地产同样出现了问题。自2004年以来，中国房地产一直处在泡沫是否即将破裂的争论中：以经济学家为主的观点认为，中国房地产存在泡沫。不久前，来自摩根士丹利、渣打银行、瑞信、美银美林等华尔街大牌投行的经济学家再次针对中国的房地产经济风险提出了许多警告和分析；而以房地产开发商和中国政府为主的观点认为，中国房地产并不存在泡沫或泡沫远未到破裂的程度。2013年12月17日，北京市华远地产(600743,股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再次重申，中国房地产业没有泡沫，此前，作为房地产的死多头，任志强战胜了一波又一波唱衰房地产的领军人物；此外，还有一派观点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是一个伪概念，这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市场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它的真实名字应该叫“变相税收”或者“房地产垄断价格”。虽然争论不断，但是投资过度集中在房地产上确实会造成巨大的风险。2013年年中，著名经济学家易宪容表示，中国经济要调整结构，就必须要去“房地产化”。
而在制造业上，中国的现状也不乐观，由于大量资金仅仅沉淀在国有企业中重复进行扩张与生产，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已经到短期内难以消化的程度。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制造业的供给过量，超出需求太多；二是全球固有需求萎缩，需要创新型供给来刺激。瑞克·凯西（Rick Kash）和戴维·卡尔霍恩（David Calhoun）在其著作《赢的力量》中忧虑地描述道：“世界上绝大多数制造商都无法再依靠需求生存了，这种现象在历史上还是头一回。于是，几乎在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当中，需求都戏剧化地开始停滞甚至下降。”对此，中国政府已经有着清醒的认识，在2013年的中央经济会议公告中明确指出，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出路是创新。
到此，我们基本可以看出，要想解开束缚经济发展的绳索，必然要走市场化创新道路，可问题是，改革创新朝何处去呢？欧美等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向服务业去！
从制造到服务之路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拟定的思路，未来中国将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各类服务业，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而在《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的目标是，到2015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到2020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15%左右。
对此目标，经济学家智强颇有微词。在他看来，首提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再提加快发展各类服务业有些本末倒置。他认为，自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就提出培育和发展战略新兴行业，如今4年过去了，战略新兴行业中优秀的企业屈指可数，不但没有发展，反而把很多原本优秀的企业做坏了，像无锡尚德、金风科技(002202,股吧)、振华重工(600320,股吧)等，这其中的症结不在于国家培育还是市场发展，而是没有适合的市场环境和足够的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指金融、理财、法律、医疗、环保等行业）来支撑和分散其发展的压力。
目前，中国正处在由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化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人才水平并未出现特征分化，如果出现政府引导的投资机会，会造成大量资本人才淤积的情况。而改革30年来，中国的人力资本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关数据表明，30年来，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1.8左右；婴儿死亡率从42‰下降到15.3‰；孕产妇死亡率从1990年的94.7/10万下降到2007年的36.6/10万；人口预期寿命从不足68岁提高到73岁以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群众营养健康水平、生活质量明显上升；人口文化教育素质大大改观，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5年，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妇女地位显著提高，2004年女性从业人员占社会总从业人员的44.8%，高于世界40.5%的平均水平；贫困人口持续减少，从2.5亿下降到2006年的2,148万。从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这一代表国家总体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来看，中国从1975年的0.523提高到2007年的0.781，从1990年的第105位上升到第81位。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人口红利”开始衰减，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劳动力供给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的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人口素质提高与人口红利衰减几乎同步，这不得不说是一大幸事。对此，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徐祥临在他的《中国要跳出“刘易斯拐点陷阱”》一文中讨论说：“我们既承认现代经济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又同时注重传统经济部门本身的资本形成。而且，传统经济部门的改造过程，不是像刘易斯设想的那样通过劳动力转移被现代经济部门一口一口地吃掉，而是把现代经济部门发展的资本形成机制移植到传统经济部门之中，通过货币的媒介作用，让处于粘滞状态的各种生产要素流动起来，使其在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的稀缺性得到货币化评价。”
根据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文·罗奇的观点，服务业1%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比制造业和建筑业1%要高出30%，这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发展好服务业，中国经济即使以7%以下的增速发展，依旧可以保证过去GDP在10%和11%时创造的就业岗位，从而保证经济实现稳定发展。
形势虽好，不过从制造业到服务业转化中有两点最容易被忽视，一是如何保证生产型服务业这样的中小企业前期融资造血，二是后期有良好的退出机制让创业者顺利退出。从目前的状况看，这两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不久前，一家中小企业贷款公司的职员杨楠告诉笔者：“最近中小企业贷款举步维艰，很多相似的公司都出现问题倒闭了。”而被寄予厚望的网络金融也传出利空，第一财经报道，P2P网贷的倒闭潮或将于2014年爆发。
对此，杨楠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其背后的核心是，政府可能正在收紧原本逐步放开的金融市场。2013年12月的信贷数据表明，虽然当月新增信贷6,246亿，但企业中长期贷款和居民短期贷款分别降至858亿和797亿，信贷控制已再现。
在退出机制上，2013年12月1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12月14日，国务院就发布《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不得不说，新三板的全国扩容对中小企业是一大利好，不过，要理顺退出机制，中国依旧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对此，经济学家陈志武比较悲观，他说，三中全会公报中重新强调了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是很大的不足，只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不改变，只要国进民退的趋势不改变，那么其他很多具体的市场化方针、路线就很难执行，会产生互相矛盾，包括法治的建设也很难执行。
尽管如此，中国迈入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化的新阶段却已成事实，这一阶段正是欧美国家现在所处的位置。换句话说，中国已经走入和欧美国家相同的竞争区间，在这一区间，中国首先应做的是运用和这些国家相同的评价指标。综观全球，有些发达国家制定短期经济目标如通货膨胀率，有些发达国家制定较长期目标如失业率，对此，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应该由GDP转向就业率。
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就认为，GDP考核是特殊发展阶段的产物，到了新的阶段理应摒弃。在她看来，发展到现在，GDP至上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正面成绩。她说，为了GDP我们破坏现有财富，为了GDP大量借贷破坏资产负债表的平衡，为了GDP引入大而无当、产能严重过剩的重化工业，这些企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就业与民生。“GDP至上的考核系统已经形成自我反噬的发展逻辑，再不更改，后果难料。”
致公党北京市委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谢朝华则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把就业率等同于GDP一样重要。现在登记失业率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还应该做就业率的统计。中国入世首席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对此态度更加直接，他认为，要使中国经济的指导思想从GDP挂帅，逐渐转入到就业挂帅。龙永图说，就业挂帅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长期以来，世界经济特别是各主要经济体首要的政策目标。提高经济质量，首先要看经济的发展是不是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不但深表赞同，还提出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原因。在他看来，中国就业市场内部存在较为显著的结构性矛盾。一是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二是低端劳动力的短缺。新生代劳动力对于一些繁重的体力工作岗位普遍没有兴趣，例如建筑等行业。三是技术技能型劳动力短缺。一些企业存在大量的一线技工缺口，与目前的大学生就业难形成鲜明对比。巴曙松说：“当前一些吸纳大学生就业的金融、教育、医疗等服务业行业仍然存在一定的管制，开放程度较低，导致岗位的供给严重不足，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生产型服务业的缺乏，实际上，在中国生产型服务业发展缓慢是必然的。诺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认为，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能促进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他强调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进入现代化以后，就不只是生产现有的某些产品和服务，而更多地转向构思和实践新创意，试图创造过去不能生产甚至从未想象到的其他产品和服务。当一个经济体从现代化阶段倒退时（如否定现代社会的制度和规范，被其他势力束缚或阻止），社会中的创意流就会枯竭。不管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是走向现代还是走向传统，其工作生活的结构都将发生深刻变化。
这样的表述对中国政府现今的改革有着特殊意义，如果未来中国政府职能依然难以转变，那么，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当企业发现不能再依靠模仿、改进等后发优势发展时，自己的创新力也已消失。不过，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中指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如果这些改革真的得以实施，中国将会进入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中。可以想象未来，一位中国大学教授将在课上讲解中国能够和平崛起成为多极化一极的原因，最后，这位老师脸上浮现出诚挚的笑容：“现在我们平等相处，共同促进了人类向前行进了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