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
自贸区是改革的试点，改革的步子是不是越大越好？这个问题提出来就要挨骂。
但新闻从业人的责任就是要平衡报道，尤其经济报道，要在报道新闻事件时，说明谁是输家谁是赢家。经济是一门选择性科学，所以多赢的事情还真没有，让事情经过充分讨论，让各个利益诉求方都有表达诉求的机会，这叫思想的自由市场，是刚去世的科斯先生在生命最后几年一直提示中国人的概念。
改革的一个目标是市场化，但市场化的时间表和线路图，都是值得充分讨论的。
其实，我想说的是上海自贸区的事。上海自贸区到底要做什么？提出来的时候我们还真不清楚，就知道是一个继续改革开放的试点。随着讨论的深入和媒体孜孜不倦的打探，现在大概有了一个轮廓。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通过官方发言与媒体报道，总结了上海自贸区改革的几点可能的开放性，包括以金融改革作为突破口，推动服务业发展、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等。
当然，这里面最大胆的突破还是在金融改革上。现在的猜测是：“以金融改革作为突破口，在区域内实现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资产方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资本项目可兑换也可以先行先试；允许设立外资银行以及民资与外资合办中外合资银行。”
而这诸多的猜测当中，最大胆的突破还当属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到目前为止，由于自贸区细则尚未公布，所以大家都还停留在猜测之中，资本市场也因为朦胧利好而疯狂不已，上海自贸区概念股已经涨了两周，龙头股还在天天拉涨停。
可冷静一想，我们对自贸区的理解还是太少，对将要试点的改革细则不甚明了，甚至对各种猜测之中的改革环节，还没有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讨论，没有赢家和输家的概念。改革前后，都会有既得利益者，也都会有受损者，这些都没有经过仔细的考量。
不能说只要沾上“改革”、“开放”两个词，就可以放弃独立思考。市场化的方向不会错，但步子要迈多大还真值得商榷，对一揽子开放计划分拆开来一条一条过，这才是做事的方式方法。相信决策者也希望听到各种声音，不然自贸区就不能叫做试点了。如果大家都没有意见，直接全国推广不得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上海自贸区可能会有的资本项目自由化试点。而且，也只是想罗列一些长期认真独立思考者对这一点的看法，比如余永定和林毅夫。
作为社科院的学部委员、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余永定最近对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发言很频繁。其实，他的想法早就成熟，只不过在这个当口更愿意借各种场合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罢了。
6月30日，在博源基金会成立五周年的学术论坛上，余永定说，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后一道防线，资本项目自由化意味着中国改革彻底完成，其他改革没有完成之前，可以一步一步走，“千万不要说2020年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如果这样说了可能会让自己置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余永定也承认，事情的大方向大家其实没有分歧，问题只在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还是所谓的到了一个“战略机遇期”。余明确地表示不懂什么“战略机遇期”，也不同意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恰恰相反，他认为现在是比较危险的时期，“我们的利率这么多问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没有很好解决，必须要搞好顺序，当内部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好的时候，不要急于开口子，成了没头苍蝇似的，给自己造成很多的麻烦。”
9月5日，在第二届金融街[2.66% 资金 研报]论坛上，余永定又一次强调了“要加强短期跨境资本管理”。他表示，“我们主张中国应该尽快开放金融服务业，允许外国金融机构来中国进行竞争。但是我们不能轻易放开短期资本的流动，否则的话我们无法减少国际金融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仔细想想余永定这几句话，分明就是冲着正在酝酿中的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可能的试点细则去的，有取有舍地表达了他的意见，“寄希望于通过资本项目自由化，利用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来倒逼中国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战略，没有理论和国际经验的支持。”
我对余永定的观点持开放意见，但我坚信他的一种态度，那就是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存在什么倒逼机制，也不要想当然地以为市场化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最后还有一段话值得深思，这是网上有人整理的前世行副行长林毅夫最近在谈到资本账户开放问题时的论点：“作为学者，不能把资本账户开放作为研究的前提，那样等于接受了现有的、发达国家提出来的、为了发达国家且主要是华尔街利益的理论。所以，我们要自己提出理论，把资本账户各项内容是否开放的利弊以及受益方和受害方研究清楚，这样，当面对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或在国际谈判桌上面对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的压力时，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明哪些账户可以开放、哪些账户不能开放。”
做事情，要想清楚问题的实质，不能只是简单地贴标签，然后按照标签走路。（作者为本报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