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天昊
上海之秋，热情洋溢。
近日，上海自贸区尘埃落定，“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 ”被寄希望于从上海起航。
上海自由贸易区共占地28平方公里，被称誉为有五大创新和五大开放。在国内有三大突破。其一是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开放，也就是企业法人可以自由兑换人民币。上海自由贸易区由此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田。其二是构建离岸金融中心，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其三是税收创新。
从国家层面来讲，前段时间的钱荒，凸显了中国改革的困局，上海自由贸易区以金融改革为先导，可以释放新的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当年，仅有两平方公里的蛇口撬动了中国前三十年的改革大业，而新一届政府，则寄希望于用二十平方公里，撬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从上海未来发展角度而言，亦意义深远。自本世纪以来，上海的增速缓慢，2008年来更是在全国垫底，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之一，为上海发展寻找新的动力，重振上海，为大势所迫。新老大曾主政上海，亦有改革雄心，此计划出台，外界盛传，上海将正式加冕中国的“四大中心”，复兴“远东中心”的盛况，超越香港指日可待。
不过，纵使有自由贸易区的加持，上海未来，仍然面临四大挑战。
其一，香港仍然将压上海一头
沪港争雄，由来已久。上海自由贸易区并部分人认为是再造香港。不过，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差距。
最大的差距，就是经济的自由度与商业环境。一位上海本地官员就不无担心，怕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会冲击中国经济安全。由此，未来上海自由贸易区必然受到一定制约。
香港有迪尼斯乐园，上海也要有，香港有自由港，上海也有自由贸易区，虽然上海的自由贸易区将分流部分香港的功能，甚至以后不用担心去香港狂买买奶粉被拘捕，在软件方面，两者却差别巨大。香港多年来一直被誉为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方，拥有健全的司法体系和严密的知识产权条例；自由港的身份与体制，货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进出，人员自由迁徙，全球资讯无障碍流通等。香港却仍然将是上海短期内难以超越的。
其二，上海自由贸易区，须寄望于国内全面改革
此外，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产业经济畸形，财税体制亦广受诟病。如果国内不能大规模扶持民营企业，如果仍然是实体经济凋敝，则虽有自由贸易区，亦无用武之地。
虽然金融业被称为现代经济的血液，被誉为百业之王。但是，实体经济的兴盛，产业结构的协调，方才是一个国家久远强盛之道。当初的西班牙与英国两大世界首富的先后衰落，即在于金融业业，奢侈品产业在本土的过于繁荣，而导致无人愿意投资实业，最后，当海外殖民体系瓦解之后，本土经济即被摧毁。而美国之所以长盛不衰，不仅在于拥有世界最发达的金融业，文化产业，高端产业，第三产业等，亦在于，美国竟然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农业对多数国家来说都是拖累，但是美国却有此远见，纵使国家亏钱，也不让农业经营者亏钱。而在很多后发国家正相反，为了暂时的赶超，拼命牺牲农业，造成了农业和农村的衰败，尤其中国和印度更是如此。如此强盛的实体经济，协调的产业结构，使美国拥有巨大的抗风险能力，虽多次危机而不倒。本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迅速调整国家战略，实现了制造业的回流，使金融产业与实体经济相匹配，出现了经济复苏。
当下，中国的实体经济调拨，大批实业家转行做地产，或索性移民，广东、浙江等地民营企业，大批倒闭。这才是最大的经济危机。鄂尔多斯(600295,股吧)的巨量财富，没有流向实体经济，而是投向了地产。很早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设想，神木，鄂尔多斯的财富，尽可去控股江浙粤闽众多的实体产业，甚至走出国外，控股国际企业，但是，做投机上瘾的资本，做权钱勾结行业成瘾的资本，是看不起实业的，而实业的凋敝，正是国家产业导向政策的失败。未来改革，重点即在于此。此外，所谓的产能过剩，亦是假象，中国尚为穷国，广大民众的享受和消费，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振兴中间消费，造就中间阶层，缩小贫富分化，内需方可启动，
若中国不能调整产业结构，则恐金融改革，成果尽归地产，如不能启动社会改革，则金融必为敛财利器，财富流向，贫富更为分化。由此，上海的自由贸易区，需配备中央层面的全面改革，方可奏效。
其三，上海在国内并没有独占优势
香港的特殊地位，并非一日造就，而是积数十年之功。
建国后，中国被西方国家以及日韩等国封锁，由此，香港成为中国大陆物资运转的中转站。以中国在朝鲜战争中逼美国停战的实力，收回香港并不费力。但是，相传当时中国高层达成一致意见，暂时不收回香港，而将其留作大陆的眼睛和窗户。由此，香港成为亚洲最重要的港口。其后逐步发展为工业城市。而在当时战乱不已的亚洲，香港成为很多国家的避难所，如越南多年战乱，大批的越南难民到达香港，香港由此成为亚洲的王冠。
而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香港亦迎来其二次腾飞时期，改革开放之后，香港成为中国承接全球产业转移，融入全球经济的前沿，由此，香港通过帮助大陆腾飞，获得了对于自身的巨大红利。至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香港股指涨到了16000点，足足上涨了41倍。
我们今天说“香港衰落”，不是香港在后退，而是我们进步太快。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逐步崛起，政治和社会领域实现了半开放，与世界的差距缩小，香港自然去了去中间人的地位。地位逐步下降成为必然。
香港曾拥有约60年的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而很不幸，上海的自由贸易区的在国内的领先优势将很短。最多不会超过十年。其相对优势将很快被拉平，乃至最终泯然众人。
中央政府特别强调上海自由贸易区是“试验田”，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言下之意，一旦证明人民币真的安全，一旦汇率改革在国内形成声势，上海的自由贸易区模式将在全国推广，此前，与上海竞争自由贸易区的有重庆，天津，舟山，深圳等城市，一旦时机成熟，不仅这些城市，国内众多大城市都将有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诉求，上海难以独美，中国以十年为一个政治经济周期，上海的领先优势，估计难超过十年。
此外，在融资渠道上，上海的优势亦被分流。虽然国家定位上海为金融中心，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但是，创业板在深圳，金融监管机构在北京，上海从来没有一统天下。
其四，上海的本土经济缺乏活力
这是上海最大的内伤。
2012年，上海的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为50.5%，不足全国平均水平。而在2011年之前，数十年间民营经济占比都不足50%。在上海占主导地位的，是国企和外资企业。民营经济乏善可陈，尤其是缺少本土性巨头。
中国的城市发展是行政主导，上海市委书记按照常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国政治版图中举足轻重。其利弊亦非常明显。其利最主要表现在招商引资，重大项目投资，央企落户等领域，上海等直辖市具有先天优势。政治局委员的面子，一般部门还是要给。世博会搞完，自由贸易区也到手了，一般城市做不到。但是，同时，其弊端就是容易形成路径依赖，深圳、宁波等计划单列市可以诞生华为，腾讯，雅戈尔(600177,股吧)，方太等知名民营企业，甚至无锡，佛山等工业城市亦充满活力，上海的经济却缺乏这种内生发展能力。
此外，上海市过高的政治地位，减缓了改革步伐。中央政治局委员，只差一步就登天。谁在这个位子上都怕出乱子，稍大胆点就进了牢房，维护稳定比锐意改革更为重要。最明显的是，除北京是中国首都外，上海，天津，重庆的文化产业都不发达，而文化产业与当地的宽容开放程度直接相关。
地位最高的城市往往不是改革的动力，反是深圳等政治地位适中的城市，往往成为改革急先锋，未来，上海自由贸易区，将受制于本土经济活力的萎缩，本土社会活力的缺乏。
罗天昊，和讯专栏作者，主要研究国家、城市与企业的竞争战略，产业经济与商业模式，其研究成果曾被美国智库引用。曾为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现为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