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赦免贪官论”引发争议，李称“知道会被骂，但不能因为怕挨骂就不敢说真话。李永忠说，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如果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合为一体，这种权力结构绝对滋生蔓延腐败。
高薪养廉要不要推行
湖南省纪委正厅级纪检监察员唐东平一直呼吁“以薪养廉”。他在韶山会议上说，国家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偏低。
唐东平说，对于高薪养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激烈争议，后来因为思想不统一不了了之。但他说，他发现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高薪养廉。
唐东平说，有些人讲不能“以薪养廉”，说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他不赞成这个观点。“我觉得人有两面性，一是动物性，二是社会性，社会性就是有理性。为什么今天大家对腐败还义愤填膺，整个社会对腐败问题严重不满，这种不满就是理性的体现。”
他举例说，从他20多年的纪检工作经历来看，以前是国有企业领导人经常出问题，但自从对他们实行年薪制以后，出问题的越来越少。“湖南省这些年来查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基本没有了。为什么？这些干部一年有几十万上百万元，不在乎这点小钱。而在没有实行年薪制之前，国企领导人的腐败比例可能比党政干部还要大。这说明，虽然现在国有企业实行的年薪制还不尽合理，但对抑制腐败产生了明显效果，这个基本事实说明高薪养廉是可行的”。
“我现在提出个观点，不是高薪养廉，这个‘高’字太招眼了，我提出‘以薪养廉’。‘以薪养廉’就是根据按劳分配原则，给公职人员以合理的薪酬，以保障能够廉洁从政。”唐东平说。
对于这一建议，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倪星教授表示赞同，他说，新加坡政府以高薪养廉闻名，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要诚实地看待人性。李光耀说，掌握几十亿资金的部长们，绝对不应该拿低薪，低薪不可能选能干且有竞争力的人才。“低薪的吸引是什么呢？是以公共利益为名，满口甜言蜜语去骗取权力的伪君子”。
“高薪不足以养廉，但是低薪绝不可能保廉。”李永忠也插话道。
香港廉政公署前副专员郭文纬表示，他去过一些东南亚国家，发现有的国家交警喜欢在早上打埋伏，抓交通违章，但违章者给警察10块、20块，就可以走了，“为什么？因为这些警察的收入支付不了家庭开支，所以他们通过这种腐败的方式去弥补”。
郭文纬说，在香港，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也不算高薪，但会以企业的薪酬作参照系。“通常来说，香港的公务员分低中高三层，低层公务员的工资一般比企业里的低层高一点，中层公务员跟企业里的中层差不多，高层公务员比企业里的高层要低一点，这样就能保证香港公务员薪酬具有一定竞争力。”
他还表示，联合国的《反腐败公约》第七章明确表示，每个国家应该给予公务员合理的薪酬，“中国作为签署了该公约的国家，有责任去遵守公约”。
对于高薪养廉是否需要国家财政多增加支出的问题，唐东平也有思考，他认为，为了减少改革阻力，就既不能增加税收，也不能增加国家财政支出。他的建议是，通过三个方面的改革，精简公职人员，堵住腐败浪费通道，然后再慢慢提高公务员工资。
他说，这三个改革，第一，要改革公务消费制度，特别是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和公款旅游的“三公消费”，“因为这里面的浪费是惊人的，一年至少有好几千亿”。第二，要改革财政转移和专项资金拨付制度，“这里面问题也很大，流失至少不低于10%，超过20%都有可能，流失到哪里去了呢，有些是浪费了，比如吃喝、送礼，还有交通费用，另有一部分到了个人腰包里”。第三，改革机构，精简人员。他认为，现在很多基层政府部门人员过于臃肿，耗费了大量财力物力，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打造高效精干的政府。“人员和机构精简后，又可以省出一大笔钱来”。
唐东平说，他不赞成对公职人员一步到位加到高薪，而应该在上述开源节流的基础上，通过若干年的努力，使公职人员收入慢慢增长到合适的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