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行
当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减，挑战犹存，但国际大投行仍对中国经济保持积极态度，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对值更加重要。
“市场对GDP增长率过度痴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到底是百分之六、七、八还是十真的那么重要？其实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对值。”日前，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詹姆士·高闻(JamesGorman)在出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行的“与大师对话”系列活动时表示。
数据显示，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低于上半年7%的增速，创下2009年一季度以来最低水平，引发市场对经济前景的担忧。
高闻表示，中国经济总体情况是比较稳定的、成熟的。“让中国保持10%~14%的经济增速是不可能的，这显而易见。然而，市场并没有对这种显而易见的趋势持理性的反应。市场是情绪化的，被‘中国经济增速在放缓’的声音所影响。”高闻称，确实，中国的经济增速是减慢了，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数今非昔比，绝对值的增长依然可观。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是世界各个国家中最多的。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10万亿美元，美国是17万亿美元，接下来是日本4万亿美元，德国是3.5万亿美元。那么在全球范围内，如果你不认真看待中国的增长，毫无疑问你也做不来简单的算术。事实上，中国是一个经济的庞然大物，面临着一系列非常严峻的转型议题：污染、食品安全、职业保障和人口政策等等。应对好这些挑战比继续追求高速增长更为重要。”高闻表示。
资料显示，高闻于2006年加入摩根士丹利，并于2010年正式担任首席执行官，2012年1月起兼任其全球主席。此前，高闻在美林任职高管6年，在麦肯锡担任合伙人12年。
除了中国经济之外，高闻还就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金融监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谈及监管法规的现状时，高闻自己有个形象的比喻：“监管机构好比是医生，在三个层面监督你的健康状况。首先是健康评估，他会提醒你加强锻炼，少喝酒，每天吃苹果，就好像监管规定你的资本充足率和杠杆水平；第二是年度体检，定期检查你的运营；第三是身故事宜安排，就像压力测试，确保你的失败不导致大的系统风险。”
实际上，金融危机后，银行新监管规则的出台为金融机构的发展带来了诸多限制。高闻以摩根士丹利为例，“金融危机前，我们有300亿美元的资本；如今，我们的资本规模为700亿美元。危机前，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为1.2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杠杆率将近40倍；如今，资产负债表为8000亿美元，意味着杠杆率仅为11到12倍。我们在危机前的流动资金约为800亿美元，资产负债表为1.2万亿美元，（流动资金占资产负债表）的占比仅为6%~7%；而如今，流动资金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资产负债表是8000亿美元，占比为25%。”
针对银行系统中出现的“大而不倒的问题”，高闻则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大，而在于机构的复杂性。”高闻说，“所有大型机构都有责任向它们的监管方和政府证明，它有足够的能力应对和处理业务的复杂性，如果做不到，就应该变小。”
此外，对于投行的使命，高闻追溯了银行的起源，并将银行喻为一座“桥梁”，它将发行者和投资者连接起来，将需要资金和拥有资金的人连接起来。投资银行的使命就是帮助客户创造、管理和分配他们的资本，使需求的对接更为有效，帮助客户借助资本的力量更快成长。
摩根士丹利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国际投资银行之一。如今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设有机构，人员逾千人。业务涵盖投资银行、基金管理、私募股权投资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