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表示，短期来看，反腐败对经济有“放缓”的影响。李稻葵在接受新加坡媒体专访时表示：“短期来看，反腐败肯定对经济有负面影响，因为反腐败使得一些与政府有关的经济活动放缓，从餐饮业到与政府有关的一些服务业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缓，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反腐败政策的最大成本，不是公务消费的下降，而是很多与改革相关的一些措施在目前反腐败的大形势下难以推进，因为很多的改革措施需要通过地方政府官员的创新和尝试去推行，必然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这部分人就会出来举报，所以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官员不愿意改革。
这种反腐“有害论”不是什么新论调，“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这种说法在中国一直大行其道，因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一个管制严格的国家，如果通过行贿绕过管制，那么，无疑会提高自由度和效率，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相对于这种发展，行贿的成本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正是这种过度重视经济发展的观点深入人心，并成为一种制度的核心，所以，才造成了对腐败的姑息以及腐败的泛滥，这从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大规模反贪行动中发现的案件数量就可以看出来。事实上，如果简政放权，腐败就没有基础，经济效率会更高，成本也更低。这种腐败增进效率的说法完全是南辕北辙，是为腐败摇旗呐喊。
李稻葵的观点看上去似乎是有道理的，即在反腐的大背景下，地方官员只求无过，不求有功，无益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李忽略了目前最重要的改革是制度改革，是宏观的、整体的，而不是微观的，地域性的。
通过持续不断的反腐败运动，尽管暂时只是“治标”，但有利于减少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各种阻力，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并完善市场体制。因此，通过反腐让行政系统归位，即应该交给市场的要交给市场，政府该管起来的要管起来，纠正角色错位，才是当前最重要的改革。
至于“害怕举报”的现象，只是存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之中，让一些领导人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而这正是腐败的根源。如果这些人贯彻执行中央的改革部署，简政放权，增加公共服务，转变政府职能，不再继续干预市场，怎么会被举报呢？只是这些于己无利的工作不愿意干而已，是一种变相阻碍改革的“怠工现象”，相信随着新的政绩考核措施以及各地改革小组的建立，会得到解决。
因此，不是反腐导致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不敢”改革，而是反腐让这些人失去了利益，从而缺乏改革的动力。反腐恰恰就是为了消除这些利益群体对改革的阻力，至于改革的动力从何处来，绝不是依靠腐败刺激，改革动力不足是一个不诤的事实，这就看改革者们的决心和勇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