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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群众方可有效净化政治生态

www.jctrans.com 2013-5-22 14:08:00 济南日报

导读:一些官员叹息老百姓对自己说的话“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信”。这是长期的各种矛盾积累的结果,而其中,尤以漠视群众的喜怒,低估群众的智商,时常将“不明真相的群众”之类蔑视的概念挂在嘴上的后果。

  一些官员叹息老百姓对自己说的话“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信”。这是长期的各种矛盾积累的结果,而其中,尤以漠视群众的喜怒,低估群众的智商,时常将“不明真相的群众”之类蔑视的概念挂在嘴上的后果。尊重群众的直觉,相信群众对大是大非的判断,在反腐和社会建设等方方面面,正视民众的智慧,会大有可为。

  执政党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 

  《人民日报》刊文说,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只有始终从严要求自己,坚持改进工作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使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站在这样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目的就是净化政治生态,使执政的根基更加牢固。

  民众围堵官员豪宴的勇气在哪 

  2013年4月19日晚,江苏省泰州市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在其招待中心举行豪华晚宴,遭到了当地群众的围堵,为首的官员被迫跪在酒桌上喊话求饶。22日,泰州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对当事的泰州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张爱华予以免职。

  对此,曾颖在《华商报》刊发评论说,此事件从发生到在网络上传播,到最终被媒体披露,泰州有关部门并没有沿袭有关方面以往处置此事的老路线——— 封锁媒体,删除帖子,拘捕报料人,或启动维稳机制对付包围宴会的群众。而是采用了一种正面应对的态度,第一时间做出积极回应,并处置责任人。这样的效果,使一起看似凶猛的舆情,不仅没有变成惨烈的恶性事件,反而成为一个对本地乃至外地官员都有教育作用的范例。两种处理机制,前者即使压服公众和舆论,但“拥疮自重”积累下的是怨怒,是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后者,则用疏导的方式,外科手术式地将危害社会稳定的病因切除,使民众能从这些应对中,看到政府有关部门整肃吏治转变作风的诚意和决心。

  有人说,这种处理的模式,与当下整个社会的风气和氛围有直接的关系。自去年以来,中央连续发布包括“八项规定”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种种习气进行整顿。实施几个月以来,最明显的效果,不在于停了多少酒席少喝了多少名酒,而在于形成了一个“公款吃喝”如过街老鼠般东躲西藏的局面。虽然也有大宾馆变内部招待所、茅台酒装进矿泉水瓶子里之类的变通,但这些变通本身就说明公款吃喝者们名不正言不顺的窘态。而这种窘态与不道德感,将是进一步推进治理公款吃喝和铺张浪费的内在动力。

  当然,如同不能指望着灰尘自己跑掉一样,也不能指望着积习已久的公款吃喝靠参与者们的“良心发现”和羞耻感去自我约束。而风气真正的变化,更来自于民众们的觉醒和参与。以泰州事件为例,当地群众自发暗访并围堵公款吃喝场所的行为,一方面是因为忍无可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民众对中央的反腐和整顿公款吃喝等行为,报之以信任的态度。以往我们听得最多的,都是哀莫大于心死的“他们吃死喝死关我屁事”之类的无奈牢骚和咒怨。但这次不一样,人们站了出来。没有坚定的信心,人们不可能那么齐心,也不可能那么勇敢,他们相信上级有关部门会站在自己的一方。或者干脆说,他们是因为“信”而变得勇敢的。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事的官员,自知理亏,不得不下跪认错。这种此消彼长强弱易位的态势,直接来源于社会大势。

  一些官员曾叹息老百姓对自己说的话“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信”。这是长期的各种矛盾积累的结果,而其中,尤以漠视群众的喜怒,低估群众的智商,时常将“不明真相的群众”之类蔑视的概念挂在嘴上的后果。而这种积累是双向的。因此,尊重群众的直觉,相信群众对大是大非的判断,在反腐和社会建设等方方面面,正视民众的智慧,是大有可为的。不要用错误的处理方式,人为地将民众的这股强大力量,推向反对的方向。这种事,在历史上,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不可谓不多也。

  “文革”思维会培养对立情绪 

  学者荣剑刊文说,在目前的执政格局和司法环境中,执政党不可能有真正的敌人,至少不会有公开反对它的敌人。那些上访者,在他们被截访者强行送回他们家乡之前,他们都是抱着对执政党的充分信任来寻求公道的。知识阶层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无数次希望的破灭之后,他们依旧相信新的希望就在新的领导人那里。最近,公共领域的主要话题,都是围绕着对“新政”的期待而展开,从主流媒体已经公开披露出来的改革信息中重新汲取信心。社会各界,从农民到市民到访民到大学教授到新闻记者到企业老板,都普遍认识到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不可动摇,他们寄希望于执政党来清理它自身的腐败,恢复社会公道,保持国家治理的正常秩序。这样的信任是何等难得?早在1958年,彭德怀就由衷地感慨过,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太好了,要不早就上街了。正是因为有了人民这样的信任,即使酿出文革动乱,人民依然无怨无悔。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家财富大幅膨胀,经济总量位居世界老二,全民本应普天同庆,为何“刁民”和访民增多,维权抗争不惜流血牺牲?原因主要是腐败严重,滥用公权,破坏法治,权钱交易,分配不公,肆意消耗人民信任。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执政党才能避免已经觉察到的亡党亡国的危险。

  当下,社会各界以最大的理性和耐心,认识到在现阶段必须依靠执政党的领导,通过深化改革的方式,逐步解决这些弊端,最后完成中国政治转型。为此,社会各界积极配合执政党十八大精神的贯彻和落实,通过各种方式,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站在执政党的立场来思考改革路径,推动社会和解和共识。例如,许多学者提出了贪官有条件赦免、官员财产有限公开、历史的真相与和解、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实现司法中立、进一步开放言论等一系列积极稳妥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充分考虑到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它现阶段能够改革的约束条件。

  然而,也有人固守“文革”斗争思维,刻意夸大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一些矛盾,培养对立情绪。例如对社会上的不同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一律视为敌对势力或异己势力,必欲去之而后快。对人民群众合法正当的要求,不是正确对待合理处置,而是用各种维稳方式强制打压。对于理应直接表达人民心声的新闻媒体,实行过分的审查和监控。这些做法看起来是在巩固和强化执政党的统治地位,实际上恰恰是在加剧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对立,消解人民对执政党的信任,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相当于为执政党制造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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