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报告主编，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于2004年到来之后，工资上涨迅速，超越了劳动生产率的限度，将加速减弱中国经济在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导致经济在工资减速过于剧烈，无异于一种休克疗法。
蔡昉指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于2004年到来之后，从2011年开始，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这种人口转变态势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反映，就是劳动力短缺成为常态，企业招工难愈演愈烈。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普通劳动者工资以强劲的势头上涨。
“以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为例，2003-2012年期间，在外出农民工人数继续增加的同时，农民工工资的实际增长率达到12%，2011年更达到了21.2%，2012年在GDP增速降到7.8%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照样增长了11.8%。”蔡昉认为，鉴于长期以来工资水平的提高滞后于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偏低，工资上涨无疑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均衡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
蔡昉同时指出，工资增长归根到底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制约。我们引用一项针对中国制造业的研究，直接进行工资上涨和劳动生产率的速度对比。该研究表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尽管很快，仍然没有赶上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工资上涨的速度，因此，如果计算一个综合了工资成本和劳动生产率因素，从而可以反映制造业竞争力的指标———单位劳动力成本，可以看到，在2004-2009年期间，中国制造业的名义小时工资提高了72.7%，快于小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提高了16.1%。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在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保持同步的情况下，那些生产率提高速度低于平均水平，因而在工资增长中竞争力逐渐减弱的企业感受到压力，及至不能改善则难以继续生存，生产率提高表现好的企业则在竞争中胜出，因此，整个经济结构经过优胜劣汰而实现升级。”，蔡昉认为，整体而言，工资上涨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则制造业比较优势乃至竞争力的下降速度过快，没有足够的调整和改善时间，则会使过多的企业面临困境甚至猝死，投资撤离和企业大规模外迁，就会形成一种产业结构调整的休克疗法，反而不利于顺利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