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印象
1995年的《东方》杂志曾刊登了一篇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章认为，我们今天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在南京杀了三十万人，实际上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他说：“抽象是记忆最疯狂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以理解的。”读到这，我的心怦怦踉跄了起来。
我们对悲剧的感知方式有问题？
平时看电视、读报纸，地震、海啸、洪水、矿难、火灾……当闻知几十乃至更多的生命突然消逝，我们常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震惊，可冷静细想，便发觉这“震惊”不免有些可疑：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种对表面数字的愕然！人的反应更多地瞄准了那枚统计数字——为死亡体积的硕大所羁绊、所撼动。它缺乏更具体更清晰的所指，或者说，它不是指向实体，不是指向独立的生命单位，而是指向“概念”，苍白、空洞、模糊的概念。
有次聚会，某记者的手机响了，通知他某处发生了客车倾覆，“死了多少？什么？一个……”其表情渐渐平淡，肌肉松弛下来，屁股重新归位，继续喝他的酒了。显然，对“新闻”来说，这小小的“一”不够刺激，兴奋不起来。
多可怕的“数学”！对别人的不幸，其身心没有丝毫的投入，而是远远的旁观和悠闲的算术。对悲剧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他隐隐埋设了一种“大额”的预期，就像评估一场电影，他有奢望，当剧情达不到高潮的分贝值时，便会失落、沮丧、抱怨。这说明什么？它抖出了我们人性中某种阴暗的嗜好，一种对“肇事”的贪婪，一种冷漠、猎奇、麻木的“局外人”思维。
重视“大”，藐视“小”，怠慢小人物和小群落的安危，许多悲剧不正是该态度浸淫的结果吗？四川綦江虹桥的坍塌之所以轰动一时，很大程度上，并非它藏匿的权力腐败之深刻和典型，而是其死亡“面值”的巨大，是它作为事故吨位的“重量级”。若非几十人罹难，而是一个或几个，那它或许根本没机会被“新闻”相中，并成为反腐败的一个热议视点……那该桥的腐败就会被不动声色地包养下去，即会有更多更长的桥悄悄步其后尘。
永远不要忘了，在那一朵朵烟圈般——被嘴巴们吞来吐去的数字背后，却是实实在在的“死”之实体、“死”之真相——
悲剧最真实的承重是远离话语场之喧嚣的，每桩噩耗都以它结实的羽翼覆盖住了一组家庭、一群亲人——他们才是悲剧的真正归属者，对之而言，这个在世界眼里微不足道的变故，却似晴天霹雳，死亡集合中那小小的“个”，于之却是血脉牵连、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实体，意味着绝对和全部。此时，它比世上任何一件事都巨大，都严重，无与伦比。除了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痛苦，除了晕眩和凄恸，就再没别的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理解那种“新闻”式的体验，而只会诅咒它。因为这一个“个”，他们的生活全变了，日常被颠覆，时间被撕碎，未来被改写。
海哭的声音
世纪末的最后一个深秋，共和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桩海难发生了。1999年11月24日，一艘号称“大舜”的客轮在烟台到大连途中失事。312人坠海，22人获救。这样短的航线，这样近的海域，这样久的待援，这样自诩高速的时代，这样渺小的生还比例……举世瞠目，寰宇悲愤。
2000年3月18日，《南方都市报》“决策失误害死290人”的大黑题框下，贴了一位遇难者家属的照片。沉船时，他与船上的妻子一直用手机通话，直到声波被大海吞没……
这是我第一次触及该海难中的“个”，此前，与所有人一样，我的记忆中只贮存了一个笼统的数字：290。
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久久地凝视那幅画面：海滩，一群披着雨衣神情凌乱的家属；中年男子，一张悲痛欲绝的的脸，怔怔地望着苍天，头发潦草，一只手紧紧捂住张开的嘴，欲拼命地掩住什么，因泪水而鼓肿的眼泡，因克制而极度扭曲的颧骨……我无法得知他喃喃自语什么，但我知道，那是一种欲哭无泪、欲挣无力的失去知觉的呼唤，一种不敢相信、不愿承认的恍惚与绝望……
一个被霜袭击的生命。一个血结了冰的男人。或许他才是个青年。
那种虚脱，那种老人脸上才有的虚脱和枯竭，是一夜间人生被洗劫一空的结果。
想想吧，11月24日，那一天我们在干什么？早忘了。然而他们在告别。向生命，向世间，向最舍不得撒手的人寰，向最亲密的事物告别。那是怎样残酷的仪式！怎样使尽全力的最后一次眺望！最后一滴声音！
想想吧，那对年轻的灵魂曾怎样在电波中中紧紧相拥，不愿撒手，不愿被近在咫尺的海水隔开……那被生生劈作两瓣的一朵花！
这是死亡情景，还是爱情情景？
那一刻，时间定格了，凝固了。生活从此永远改变。
290，一个多么抽象和无动于衷的数字。我不愿以这样一个没有体温的符号记忆这次海难。我只是攥紧手中的照片，攥紧眼前的真实，生怕它从指缝间溜走。我全身心都在牢牢地体会这一个“个”，这个绝望的男子，这个妻子的丈夫，那一刻，他听到了什么？她对生命的另一头说了些什么……
渐渐，我感觉已和他没了距离。他的女人已成了我的女人，他的情景已是我的情景。从肉体到灵魂，我觉出了最亲密者的死。
手脚冰凉，我感到彻骨的冷。风的冷，海的冷，水底的冷。
天国的冷。
我想起了许多事。出事那天，我从电视人物、尤其官员的脸上（他们在岸上，在远离大海的办公室里），看到的只是备好的语言和廉价的悲悯，只是“新闻”折射出的僵硬表情。显然，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押在了“290”这个数据上。他们严肃、冷峻，他们从容不迫、镇定有方……看上去连他们自己都像一堆数据。一切表现都是格式化、公章式的（太面熟了！），都是机件对“数据”产生的反射，是“290”而非那一个个的“个”在撞击他们。那深思熟虑的咬字和措词（太耳熟了！），是被量化了的，是受数据盘和公务软件操控的。你感觉不到其情感和内心，他们身上没有汹涌的东西，只有对责任的恐惧和应变能力。
死了的人彻底死了，活着的人懒懒地活着。
今天，是海难的周年祭。我重新翻出这张照片，打量他。想象他年轻的妻子，想象她平日在家里的情景，想象那一天那一夜的甲板，想象那最后一刻还死死抱着桅杆、对陆地残存一丝乞望的生命……
我更清楚，夺走她的不仅仅是海水，还有人类自己，还有陆地上的一切。那些“事不关己”的人们。
我暗暗希望今晚能有更多的人想起那艘船，想起那个黑色的滂沱之夜。为了生活，为了照片上的那个人，为了更多相爱的生命。
个体：最真实的生命单位
在对悲剧的日常感受上，除了重大轻小的不良嗜好，人们总惯于以整体印象代替个体的不幸——以集合的名义遮蔽最真实的生命单位。
由于缺乏对人物之命运现场的最起码想象，感受悲剧便成了毫无贴身感和切肤感的抽象注视。人们所参与的仅仅是一轮信息传播，一桩单凭灾难规模和牺牲体积确认其价值的“新闻”打量。
这是一种物质态度的扫描，而非精神和情感意义上的触摸——典型的待物而非待人的方式。该方式距生命很远，由于数字天然的抽象，我们只留意到了生命集体轮廓上的变化和损失（“死了多少”），而忽略了发生在真正的生命单位——个体之家——内部的故事和疼痛（“某个人的死”）。
数字仅仅描述体积，它往往巨大，但被抽空了内涵和细节，它粗糙、笼统、简陋、轻率，缺乏细腻成分，不支持痛感，唤不起我们最深沉的人道感情和理性。过多过久地停留在数字上，往往使我们养成一种粗鲁的记忆方式，一种遥远的旁观者态度，一种徘徊在悲剧体外的“客人”立场，不幸仅仅被视为他者的不幸，被视为一种隔岸的“彼在”。
如此，我们并非在关怀生命、体验悲剧，相反，是在疏离和排斥它。说到底，这是对生命的一种粗糙化、淡漠化的打量，我们把悲剧中的生命推得远远的，踢出了自己的生活视野和情感领地。
久之，对悲剧太多的轻描淡写和迎来送往，便会麻木人的心灵，情感会变得吝啬、迟钝，太多的狭私和不仁便繁殖起来了，生命间的良好印象与同胞精神也会悄悄恶化。
感受悲剧最人道和理性的做法：寻找“现场感”！为不幸找到真实的个体归属，找到那“一个，又一个……”的载体。世界上，没有谁和谁是可以随意叠加和整合的，任何生命都唯一、绝对，其尊严、价值、命运都不可替代。生生死死只有落在具体的“个”身上才有意义，整体淹没个体、羊群淹没羊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生命、对悲剧主体的粗暴和不敬，也是背叛与遗忘的开始。
同样，叙述灾难和悲剧，也必须降落到实体和细节上，才有丰满的血肉，才有惊心动魄的痛感和震撼，它方不失为一个真正的悲剧，悲剧的人性和价值才不致白白流失。
一百年前的“泰坦尼克”海难，在世人眼里只所以触目惊心，是因为两部电影的成功拍摄：《冰海沉船》和《泰坦尼克》。通过银幕，人们触摸到了那些长眠于海底的“个”，从集体遗容中打捞起了一张张鲜活的生命面孔：男女情侣、船长、水手、提琴师、医生、母亲和婴儿、圆舞曲，美国梦、救生艇……人们找到了和自己一样的人生、一样的青春、一样的梦想和打算……
如此，“泰坦尼克”就不再是一座抽象的遥远时空里的陵墓，悲剧不再是新闻简报，不再是简单的死亡故事，而成了一部关于生活的远航故事，所有的船票和生离死别都有了归宿，有了“家”。有了这一个个令人欷嘘、刻骨铭心的同类的命运，“泰坦尼克”的悲剧价值方得实现，人们才真正记住了它，拥有了它。
美国华胜顿的“犹太人遇难者纪念馆”，在设计上就注重了“个”的清晰，它拒绝用抽象数字来控诉什么，而是费尽心机搜录了大量个体遇难者的信息：日记、照片、证件、通信、日用品、纪念物、甚至还有偶尔的声音资料……当你对某一个名字感兴趣时（比如你可以选一个和自己面容酷似或生日相同的人），便可启动某个按钮，进入到对方的生涯故事中去，与其一道重返半世纪前那些晴朗或阴霾的日子，体验那些欢笑和泪水、安乐和恐怖、幸福和屈辱……这样一来，你便完成了一次对他人的生命访问，一次珍贵的灵魂相遇。
走出纪念馆大厅，一度被劫走的阳光重新回到你身上，血液中升起了久违的暖意，你会由衷地感激眼下。是啊，生活又会来了，你活着，活在一个让人羡慕的时空里，活在一个告别梦魇的时代……你会怀念刚刚分手的那个人，你们曾多么相似，一样的年轻，一样的热爱和憧憬，却不一样的命运，不一样的今天……
记住了他，也就记住了恐怖和灾难，也就记住了历史、正义和真理。
与这位逝者的会晤，相信会对你今后的每一天，会对你的信仰和价值观，发生某种正直的影响。它会成为你生涯中一个珍贵的密码，灵魂密码。
这座纪念馆贡献了真正的悲剧。
重视“小”，重视那不幸人群中的“个”，爱护生也爱护死，严肃对待世上的每一份痛苦，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意义重大。它教会我们一种打量生活、对待同胞、判断事物的方法和价值观，这是我们认知生命的起点，也是一个生命对另一生命的最正常态度。在世界眼里，我们也是一个“个”， 忽视了这个“个”，也就丧失了对人和生命最深沉的感受。
其实，生命之间，命运之间，很近，很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