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沿海工业中心低成本、面向出口的制造业竞争优势日渐式微，北京将更多依赖西部以及长江中游城市来驱动内陆工业基地的发展。
处理好产业活动从沿海向内陆的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压力，将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向基于内需的更稳定和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必要前提。换句话说，这对于确保政权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制订大规模的发展计划（如长江流域工业化）并不仅仅出于经济考虑，同时也是为维持确保其政权所必备的基本社会和经济结构。2011年5月，一名国家发改委官员曾表示，中央政府的港口发展政策重心将从沿海转向内陆，未来多数与港口相关的投资都将投向长江两岸城市。交通部今年早些时候曾表示，“十二五”期间，将向全国内河水运建设投资2000亿元人民币，是“十一五”期间的两倍。
中央政府对内河水运建设的强调，与2007年至2011年间内河港口吞吐量发展趋势不相符合。在吞吐量和增长率上，内河港口均不及沿海港口。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主要的长江流域港口中，只有重庆、岳阳和芜湖的吞吐量出现显著增长。
中央政策与港口吞吐量增长趋势之间的差距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发展政策不仅着眼于现阶段需求，而且还从多方面积极塑造未来。在长江流域港口发展项目中，很难将面向现有需求的投资建设同指引未来的投资区分开。两者之间的差别十分微妙，但却十分重要，因为它表明长江流域开发计划的基本政治考量。
进一步说，北京的问题在于，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内陆和长江流域走廊发展的雄心计划。此外，现在还不清楚，如果没有同时对户籍制度和市、省、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进行改革，实现少数内陆城市的扩张和工业化能否减轻不断拉大的经济失衡或社会压力。这些重大改革将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更为根本的是，这些改革将有可能释放对社会动荡的束缚，而这恰恰是北京整个政治经济体系想要应对的。
内河港口发展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这个方面来讲，武汉港口发展计划与三峡工程或南水北调工程类似。这三项工程的目的都是为缓解由大量人口和经济快速扩张所带来的地理和环境压力，同时也是为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以维持社会稳定。
伊文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