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开始略低于全球GDP增速，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曾经历10余年僵局，近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谈判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谈判也进展缓慢。一些经济学家担心，正在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将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威胁。
7月18日，英国金融服务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前主席、英国金融委员会（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成员、美国新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高级研究员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在“评论汇编”（Project Syndicate）网站发表《贸易错觉》（The Trade Delusion）一文，文章称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可能无法避免，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正在减弱。
国际贸易增速将趋于下降
特纳首先肯定贸易快速增长曾对世界经济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去60多年间，发达经济体工业产品关税从30%以上降至5%以下；欧洲单一市场的建成使欧盟国家内部贸易额大增，从1992年的8000亿欧元升至2011年的2.8万亿欧元；二战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曾带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多次实现增长奇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蓬勃发展，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世贸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按市场汇率（marketex－changerates）计算，1990—2008年全球贸易增速约为GDP增速的两倍。
然而，特纳认为，未来贸易增长未必持续超越GDP增长；即使不存在贸易壁垒，贸易增长也可能显著低于GDP增长。他表示，有趋势显示我们正面临这种变化。首先，发达经济体居民消费模式正在改变。富裕人群越来越多地将收入用于服务消费，而对这些服务进行贸易输入或输出要么没有可能（如餐饮服务），要么很难实现（如健康服务）；同时，不可贸易行业在就业和经济活动中所占比重正日益增大。过去几十年中，因国际可贸易商品交易活动愈发频繁，上述影响被抵消，但是未来居民消费向不可贸易商品和服务转移或将成为主流。
事实上，即便对制成品而言，贸易强度未来也可能下降。国际贸易活动之所以产生，部分是受到各国间劳动力差价的驱动，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因劳动力成本较低，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外贸易规模快速扩大。然而，随着新兴经济体劳动力要素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力差价带来的“贸易驱动力”将会减弱。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数字商业中心（Center for Digital Buisi－ness,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教授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和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在其合著的新书《第二次机器时代：智慧技术世代的工作、进步与繁荣》（The Second Machine Age:Work,Progress,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iant Technologies）中写道，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生产领域自动化进程，某些制造业活动或将回流到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在全球GDP中的占比或将减小，但不会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最优的贸易密集度取决于多种因素，如相对的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生产力水平、规模经济效应等，特纳强调，“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意味着贸易密集度下降可能不仅是一种必然，而且有其好处。”
放缓贸易自由化步伐未必弊大于利
在特纳看来，当前各项贸易谈判收效不大的主要原因并非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是贸易自由化程度继续加深未必利大于弊。不可否认，一定程度的贸易自由无疑对不发达经济体有利，但彻底的自由化将使最不发达经济体遭受冲击，使其失去目前享有的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优先准入待遇。
由于贸易自由化曾为经济增长作出过巨大贡献，因而人们错误地认定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将带来相似效益。然而，特纳强调，随着世界多国工业品关税大幅降低，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益处已充分发挥；倘若贸易自由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日渐减小。他说，相比发达国家负债累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教育资源不足等状况，贸易自由化步伐放慢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的挑战并未想象般严重。
不过，特纳也承认贸易密集度下降还是会阻碍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去60年中，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居民生活水平赶上发达国家水平，且它们都依赖出口带动导向型的增长模式来提高制造业生产率、创造就业，这在今后将难以为继，这些国家必须尽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开发新的发展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