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模式正在经受史无前例的考验。如此思考应该延续：长三角、珠三角的外向型企业创新力何来？
撰文 沈阳
美国《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4月2日的“经济学家呼吁推举‘国际警察’阻止外汇干预”一文中指出，政治因素一直在妨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二十国集团（G20）充当这一角色。作者Ian Talley引用美国财政部前高级官员Fred Bergsten的叙述，外汇干预正削弱美国经济增长，丧失300万个工作岗位，同时可能带来类似曾引发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全球性问题。
美元汇率涉及一些大型经济体，焦点中的焦点则是与人民币的关系。与各种愿望型的表达相比，制度经济学承认国家的“博弈能力”比“博弈意愿”更为重要。其实，反思日本，有助于思考中国现状。
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日元兑美元汇率保持在360：1。20世纪70年代日元升值，加之全球石油危机，日本经济增长率从10%降到5%左右。1985年的“广场协议”使汇率从239：1上升到1992年的128：1，直到1995年至80：1，然后逐渐回落。
当然，还有这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危机。日本“人口红利”消失和房地产泡沫，使底层民众的积蓄成为背景深厚的大资本的取款机。另一方面，“文化—政治—财经”的逻辑，让日本不可能成为世界性创新的发源地，也不可能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
因此，后来发生的新型科技革命和日本没有太多关系。且不说新兴电子产业，在传统的产业方面，例如汽车制造，日本也逐渐被西化的韩国赶超。
最近，有位朋友打算把人民币存款转成美元。他向美国花旗银行北京分行的理财顾问请教：“花旗是否有这样的思考：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为5：1或6：1时建议客户把人民币换成美元？”理财顾问对此表示惊讶，但我说估计美国政府就在想这个。
回到汇率话题。2011年至今最乐观的预测是：“十年内人民币对美元至少升值1倍，而中国经济则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目前，中国经济总量为5.8万亿美元，美国是14万亿美元。
与日本相比，中国持续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而相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创业一代，中国在计划生育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否会陷入到日本年轻一代那样的享乐主义氛围之中？中国是否也在科学与制度创新上具备日本这样的东方民族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的文化基因和社会结构，从而无法跟上新的科技革命？
正如《巴伦周刊》发表的财经作家Kopin Tan的文章《美国下一次繁荣的宠儿》所叙述的：“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外包之后，如今美国正悄悄兴起一场制造业的复兴⋯⋯最大的因素应该是美国能源实力的大爆发⋯⋯对从产品输出大国沦为就业输出大国的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提振。”
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是来自美国政府压力的结果。当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九年前的8.3到如今的6.2，如果美国不再需要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是否还将持续升值到某个点，然后突然贬值？而在国内，不断超发的货币是否会导致购买力大幅下降？对外原材料的依存会对物价上涨带来怎样的压力？
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模式正在经受史无前例的考验。如此思考应该延续：长三角、珠三角的外向型企业创新力何来？一线城市的房价仍在上涨，城市白领的存款何去何从？年轻劳动力的就业何去何从？认真思考这些话题的人，普遍是充满紧迫感和恐惧感的。
若从博弈论的角度，我们可以这么说，类似中美汇率和外贸竞争这种“嵌套博弈”来说，由于小博弈被嵌套入大博弈的“嵌套博弈”之中，人民币汇率的答案不在人民币之中，中美贸易纠纷的答案不在两个国家的海关之中，正如世界金融的答案不在金融之中。
愿望型的改革思路如此清晰：保障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停止土地财政以确保城市化的良性发展、营造底层民众的创新能力。只有透过真实，人们才能重建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