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农建
审时度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4月6日在美国佛罗里达会晤。两国元首将就诸多问题进行讨论，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两国间的贸易逆差和美国工作岗位流失问题。
此前，特朗普在推特上说：“下周同中国的会晤会很艰难，我们不能再承受巨大的贸易赤字和工作流失。美国公司必须准备好寻找其他的替代选项。”
特朗普以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重振美国制造业等政纲相号召，赢得总统大选。作为一个商人，特朗普关注经济问题，看到了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并试图解决，这可以理解。但是，特朗普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全球化的大趋势。
经济全球化并非只是晚近几十年才出现的，它最初是伴随着西方国家工业化而来的一种经济扩张现象。只不过，这种现象最初只是表现为西方工业产品的向外倾销。在这一过程的早期，随着西方产品的倾销，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纷纷破产，原本一个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国家和地区，逐渐被纳入到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成为西方工业产品的倾销地和西方工业原材料供应地。
在这种世界经济体系中，全球性的经济交往和通商的结果，是财富向工业生产大本营的西方汇聚，西方世界的富裕与其他国家的落后成为鲜明的对照。
然而，这一经济和财富流转的体系，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却悄然地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亚洲“四小龙”的出现，随后是中国文革结束和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外资，越南、东南亚、印度等国竞相效仿。
从低端工业产品开始，生产基地逐渐从西方转移到东方。经过三四十年，西方世界猛然发现，随着工业生产基地的转移，财富已经悄然东移。当美国的中产阶层日渐萎缩，囊中羞涩时，成批成批的中国游客，却在美国各大精品商店扫货，一掷千金。
曾经以坚船利炮打开古老帝国大门的西方世界，今日却出现反全球化的思潮，主张闭关锁国了。在美国，特朗普以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修筑边界墙等政纲为旗帜当选，成为风向倒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而当年力图闭关自保的中国，今日却在极力宣传全球化的好处。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中称，要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历史性的换位？为什么这个一直以来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运行和财富流转的体系，会在近三四十年中发生变化，改变资本和财富的流动方向？笔者认为，这其中的原因，至少包括如下两点：
首先、二战后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纷纷独立，使之得以按自己的，而不是按西方殖民者的愿望来规划自身的经济。而西方经济理论和观念意识的传播，也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知识界和精英阶层，逐渐学到了现代经济理念，从而能够以一种与封闭保守的前辈人有所不同的眼光和开放的思维，来制定本国的经济政策。
这就导致了招商引资经济发展模式的出现，即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利用本国人力资源，开办工厂，生产产品，返销西方国家。通过这种最初的外资办厂模式，这些国家的商界精英、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也逐渐成长起来，民族工业逐渐壮大，成为西方国家的商业竞争对手。
其次、西方国家的福利主义、高税收、高人力成本和过度的工会运动，导致资本从生产成本高的西方国家流向人力成本低廉的不发达国家。
资本有逐利的本性，当一种产品的生产，或一种服务的提供，在西方国家需要比在中国和东南亚等国，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力成本和数倍的税务成本时，任何明智的企业家，只要有可能，都会选择将工厂外迁或将服务外包。
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以优惠的条件，向外资敞开大门，力图引进，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的高成本，导致生产企业不是纷纷外迁，就是无力与廉价的同类进口产品竞争，而纷纷倒闭。伴随着资本外流，工厂外迁和工作的流失，西方国家税源流失，财政收入萎缩，中产阶层因收入减少和失业而陷入困顿。
特朗普试图通过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降低企业税率和实施大规模基建等政策，来阻挡外来商品竞争，吸引资本回流，重振美国制造业和增加就业机会。
高关税固然能阻挡外来商品与本国同类商品的竞争，保护本国企业，但却也同时使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价格竞争优势，而走不出国门。降低企业税率也许能一时吸引资本回流，但一旦回流，那些原本在海外逍遥而“鞭长莫及”的资本，势必再次成为境内“分一杯羹”的福利主义和工会势力的纠缠对象，从而再次推高人力和税务成本。
至于修墙、修路等大规模基建，虽然能在短期内提供大量工作机会，但其终归只是一次性的项目，而非长久性的产业，一旦完工，相关的工作机会再次消失。
当特朗普指责中国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以低价产品倾销，导致美国的工厂大批倒闭时，尽管他看到了结果，却没有看到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源。
在一种开放、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资本总是会从成本高的地区，流向成本低的地区，直到均衡为止。只要美国的平均工资和平均生活水准仍然高于中国等国家，这种资本、生产厂家和工作岗位从成本高的美国，向成本低的中国等国家转移的大趋势就不会改变。
所以，全球化和财富在全球范围内和国家之间的均衡化，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特朗普的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虽然有可能延滞这一过程，给中国造成一时的麻烦，但却不可能扭转这一宏观趋势。
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