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7月23日和24日在成都召开，会后发布了公报。公报的一项重要内容是G20将采取行动促进增长，重申决心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特别是在结构性改革方面，这次会议取得了较大进展，在4月确定的结构性改革九大优先领域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指导原则并达成一致。据悉，会议还制定了结构性改革的48条指导原则以及一系列指标体系。
加强政策协调以促进经济增长是G20的主要目标。2014年的布里斯班峰会制定了一个富有雄心的目标——到2018年前使G20整体GDP额外增长2%以上。IMF和OECD的研究表明，如果政策承诺全部落实，G20的GDP将额外增长2.1%。但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却没有预想的那样快，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总是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会加快，但实际上情况却是多数年份出现了减速。
在本次G20财长和行长会议之前不久，IMF对经济预测进行了更新，对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最新预测分别是3.1%和3.4%，都较4月《世界经济展望》中的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原因是英国投票退出欧盟这一意外事件造成了新一轮的不确定性。IMF认为，如果没有发生这个意外事件，2017年全球增长预测应该比今年 4 月的预测小幅上调。
英国退欧是一个意外事件，但在全球经济复苏中发生类似意外事件却几乎是必然的。除了英国退欧，不利于全球经济复苏的事件还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地缘政治冲突、恐怖主义袭击、难民数量增长等。全球经济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发生意外事件并不意外，因此，复苏缓慢几乎是必然的。
促增长的效果不理想，使G20决心使用更多的政策工具，前期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后来更加重视财政政策；大力刺激需求之后，又开始考虑加强供给，2015年11月15日-16日安塔利亚峰会发布的公报中，提出了“结构性改革”。G20提出的结构性改革，与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也有不同。正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维持长期发展的关键措施一样，结构性改革也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重心所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并导致全球经济衰退，根源在于过度的金融创新与长期的全球经济结构失衡。这基本上是一个共识。可以说，当前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源于经济发展的失衡。
过度金融创新与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又是相互关联的。全球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货物贸易中长期逆差。他们靠投资收益和服务贸易顺差勉强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因此，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源在于要素之间收入分配的失衡，劳动则处于劣势地位，而投资收益和知识产权在收入分配中占据非常强的优势地位。投资收益在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又导致了金融创新非常活跃，并且，宽松的货币政策作为辅助，使投资者可以便利地获得融资，攫取更多收益。
这种失衡的经济结构是难以具有持续性的。首先，过度的金融创新不断积累风险，最终会爆发出来。其次，投资收益和知识产权获益难以像劳动报酬那样持续增长，表现为投资和服务贸易的顺差越来越不能覆盖货物贸易的逆差。那么，发达国家为维持收支平衡，就需要进一步提高投资收益和知识产权在分配中所占的比例，而这并不是很快就可以实现的。目前，发达国家一方面推动投资协定谈判，要求别人在投资方面更开放；另一方面，在贸易中又采取了很多保护主义措施，自己在贸易方面更保守。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当然不利于全球经济结构平衡，因而不可能夯实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
为了使全球经济结构趋于平衡，必须大力推动结构性改革。在OECD向G20提交的《关于G20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的报告》中，列出了九大领域，包括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鼓励创新、发展和加强金融体系等，最后一项是促进包容性增长。我们认为，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应该是促进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更加平衡，实现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含义是使各个群体都能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当然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