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长江养老保险首席经济学家俞平康
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但要注意在稳增长政策实施方面，应改变传统产业投资刺激的老路，在新经济、新的发展方向实施一些稳增长措施，以实现二者的结合与平衡。同时，调结构措施也应渐进式推进，避免过于激进，对经济造成大幅扰动。
记者 张玉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中国经济将妥善处理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推改革与防风险并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对此，长江养老保险股份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俞平康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系统地阐述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稳增长与调结构并不对立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俞平康：近几年的全国两会均把宏观经济作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去年全国两会着重强调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今年我们仍然继续关注稳增长调结构的议题，原因在于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延续下滑趋势，制造业的内生增长动力仍有待提高，房地产投资增速近两个月来有小幅企稳迹象，但持续性不足。因此，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是大的。最近公布的PMI指数低于预期，这种情况下，从目前的投资、工业增加值情况判断，经济下行的情况还将持续，预计至少要到二季度末三季度初才会出现较为可靠的企稳迹象。
记者：稳增长和调结构的药方对当前经济产生了哪些积极作用？
俞平康：稳增长与调结构存在统一的一面，而不是相互矛盾与对立的。年初加大基建投资的稳增长措施起到了刺激需求的作用，从数据表现来看，1-2月经济数据略有回稳；同时需求侧政策与供给端去产能共同结合，促进资源品价格回升，PPI跌幅收窄；此外，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促进商品房销售增速回升，间接拉动房地产投资企稳，但同时也应当看到，销售的火热也造成了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存在副作用。
记者：稳增长的工具箱里还有哪些工具？力度该如何掌握？
俞平康：首先应当明确，当前稳增长的力度与2009年的“四万亿”刺激是不可比的。2016年GDP增长目标是6.5%-7%，较去年有所下调，稳增长政策的目标是托底而不是刺激，因此力度应当是相对温和、维持GDP处于中高速区间即可。
目前政策工具箱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还留有较大余地，货币政策包括从利率走廊的调整、灵活的中短期货币政策工具到降息降准；财政政策方面，年度中央与地方赤字均已扩大，除此之外，还包括各类新的工程包、PPP项目以及投贷联动等多种稳增长工具。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供给侧调整？
俞平康：目前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的主要原因在于，供给体系已不能适应需求端的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既包括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也包括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目前市场主要集中于后者，而相对忽略了前者。在具体的实施中，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
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
记者：稳增长作为短期调控目标，调结构作为长期战略目标，如何做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
俞平康：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但要注意在稳增长政策实施方面，应改变传统产业投资刺激的老路，在新经济、新的发展方向实施一些稳增长措施，以实现二者的结合与平衡。同时，调结构措施也应渐进式推进，避免过于激进，对经济造成大幅扰动。
记者：在经济领域推进改革过程中，如何同时做到审慎防范风险？
俞平康：一是审慎推进，避免过快过激；二是加强银行的信贷引导，加强资金对于符合政策转型方向的行业的支持；三是财政方面要加强支持，对于改革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就业问题、过剩产能处理问题等做好预备方案。
应防止资源过度向房地产部门集中
记者：1月信贷创历史新高，房地产市场火爆，股票市场波动较大，央行降准，同时人民币汇率也出现波动。您认为这些现象之间有什么内在的逻辑？
俞平康：央行降准等措施其实是对经济下滑的应对。从需求端来看，一方面，人民币存在一定的贬值预期，有部分外币借贷者意图将外币贷款转换成人民币，从而获得更低的利率；另一方面，去库存政策增强了投资者对房产市场回暖的预期，推动房价上涨。从供给端来看，目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而银行倾向认为今年货币政策还会有宽松的空间甚至会出现降息，利率还会进一步下降。因此，银行在年初有放贷的冲动，将高利率锁定，所以供需双方的共同需求推高了1月份的信贷数据。但从贷款结构来看，存在不小的忧虑，只有一小部分流向了企业，大部分流向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特别是一线城市和沿海城市。从政府融资平台来看，也是投向了房地产，使整个社会资源过度向房地产行业集中，房地产市场一旦疲软，整个社会经济就会出现系统性风险。所以，从政府方面来讲，由于经济有较大的下行压力，有稳增长的意愿。另外政府也比较谨慎，防止资源过度向房地产部门集中。
记者：当前经济一方面在着力去库存、去产能，但同时也出现了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加杠杆的局面，这种现象您如何看待？
俞平康：这是令人担忧的。周小川行长在G20峰会上认为居民部门杠杆还有很大空间，但这并不是鼓励居民部门去加杠杆，而是为了回击当时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质疑。对于房地产居民加杠杆，因为房地产市场相对来讲区域性较强，一线城市土地资源有限，人口继续涌入，导致房价较高，但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库存较高，所以有必要实行差异化的信贷政策。
记者：对于这种差异化的信贷投放思路，是需要银行自己把握还是需要一个顶层设计？
俞平康：中国的银行体系以全国性的大银行为主，区域性银行比如城商行等体量较小，占有的信贷资源较少，这与美国有较大差异，因此差异化的信贷政策还是需要在中央层面出台政策或指导意见，让这些大银行在不同的区域实行不同的政策。
记者：一些地方性银行的报表显示，其主要业务集中在当地，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风险，对此该如何防范？
俞平康：全国性的商业银行风险比较分散，而区域性的商业银行风险相对集中，特别是老工业区如东三省等等，这些方面需要全国性的金融稳定机制，如银行保险。存款保险机制的推出，能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
长期投资的逻辑
记者：从长期投资的角度，您对目前的投资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思路？
俞平康：保险资金作为跨周期的长期投资，有许多其他资金所没有的优势。以往一、二线城市中心地区的房地产市场一般是通过信贷融资，不会有强烈的资本市场融资需求，但是现在也开始积极寻求资本市场的资金，这给了长期资金很大机会。当然，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情况下，我们也会更加积极严格地审核，在众多项目中挑选出有长期回报潜力的项目。
记者：中国股票市场的上行动力有多大？在政策上需要做怎样的引导？
俞平康：政策的引导包括多方面，比如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执行会计审查，只有形成有规则有法律依据的市场，看重基本面的投资者参与其中才有安全感。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资金的来源，如企业年金。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完善法律，同时也可考虑开放国外养老资金进入中国二级市场。
记者：从投资角度，您看好哪些行业？
俞平康：从中长期角度，纯粹的长期投资者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上的投资逻辑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二级市场波动性更大，要跟随经济基本面逻辑，就是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的逻辑。“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等本身就是顺应了产业升级这条主线。比如，核心技术从高科技产业扩散到整个经济层面过程中分成两个阶段，首先是扩散到资本密度和技术密度都较低的行业如商贸、零售等，然后才扩散到资本和技术较为密集的传统大行业，比如交运设备、专用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制造等。这些行业很难被渗透，但一旦被转型升级，对整个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同时这些行业需要科技和资本持续不断地供给。科技由技术服务业提供，资本由金融业提供，因此技术服务业和金融业也有长足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