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拐点，迈向新常态的道路并不平坦，应科学分析新常态下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为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积蓄力量。
——亚夫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刻不容缓，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实施的刺激计划导致的资产价格虚高、产能过剩等后续影响仍然存在。
从目前经济形势看，既有需求冲击，也有供给冲击，既有“坏通缩”，也有“好通缩”，其背后的传导机制较为复杂。面对通缩趋势的压力，应进一步通过加强宏观政策的前瞻性指引，加强对通缩的预期管理，避免社会公众形成自我加强的通缩预期。
中国经济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放缓是经济转型的必然代价，也是迈向新增长模式的开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在于如何寻找新的增长动力，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这些都在为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积蓄力量。
逯新红
中国经济面临发展拐点
当前，中国经济正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尽管下行压力较大，但中国经济仍具有较大的韧性和潜力，仍存在不少有利条件。
一是中国经济体量较大，市场空间广阔，回旋余地大，抗风险能力也比较强。目前，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以互联网经济等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业态、新主体加快孕育和发展，新的增长点和消费点加快形成，一些结构调整起步较早、转型升级步伐较快的企业、行业和地区走势较好。随着总量的扩大，尤其是服务业发展迅速，扩大了就业容量，增强了对经济波动的容忍度。
二是大众创业浪潮正在兴起，有助于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一带一路”、“京津冀”及“长江经济带”战略逐步推进，铁路、水利、棚改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和公共设施项目启动实施，都有利于稳定投资和经济增长。
三是加大宏观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引导企业融资成本下行，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在上述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经济有望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不会出现硬着陆。
然而，迈向新常态之路并不平坦，在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中国面临的问题将更加复杂多变，矛盾和风险也可能更加突出。因此，必须科学分析新常态下制约经济增长的风险，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空间，为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积蓄力量。
新常态下制约经济增长的风险
1.三期叠加的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结构调整新常态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刻不容缓，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实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导致的资产价格虚高、产能过剩等后续影响仍然存在。
受此影响，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2015年全年GDP增长6.9％，为25年新低。近期，IMF将2015-2016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期分别下调至6.8%和6.3%，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2.面对通缩风险加大要谨防通缩预期“自我实现”
在全球通缩风险增强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也面临潜在的通货紧缩风险。2013年以来，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持续走低，2013年至2015年CPI增速分别为2.6%，2.0%和1.4%。同时，截至2015年12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46个月同比负增长，中国经济陷入通缩的风险加大。
从当前中国通缩形势和成因看，既有需求冲击，也有供给冲击，既有“坏通缩”，也有“好通缩”，其背后的传导机制较为复杂。面对当前的通缩形势，不能简单地反通缩，也不必过度担忧通缩，应进一步通加强宏观政策的前瞻性指引，加强对通缩的预期管理，避免社会公众形成自我加强的通缩预期。
3.金融风险持续累积，避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背景下，中国主要面临房地产市场波动风险、产能过剩、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等风险。这几方面的风险最终集中反映在金融风险上，因此，金融风险是当前中国需要防范的最大风险。调控得好，可以逐步化解局部风险，然而一旦调控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中国具备防范金融风险的有利条件。
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在55%左右，房地产市场潜力仍很巨大；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0%，银行有着充足的资产和呆坏账拨备；中国正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力度，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由于中国70%以上的地方债务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资产保障。
同时，中国正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进一步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整顿金融秩序，督促金融机构加强内部控制，切实改进信贷管理和流动性管理，提高防控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强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防，做好应对预案。通过采取综合措施维护金融稳定，可以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4.收入分配结构存在“双低”现象，贫富差距扩大
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存在“双低”现象。
一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主要是因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比例不合理。由于积累率过高，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导致投资率大幅上升；而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消费率从2000年开始出现下降速度加快趋势。
二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主要表现为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工资增长低于国民经济增长，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同时，居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个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低收入者具有消费倾向，但是购买力低下，高收入者具有较强的购买力，但是消费倾向较低。因此，进入新阶段，需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需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处理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效率与公平关系。
5.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加速，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导致经济减速的风险
新阶段，中国将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导致经济减速的风险。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增长获益于人口红利，其中，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然而，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于2012年出现。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含不满60周岁）人数为9372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9.2%，人数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比重比2011年下降0.6个百分点，这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此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三年下降，2013年的劳动年龄段人口减少244万人（2012年的统计口径是15-59岁，2013年以后的统计口径是16-59岁），2014年减少了371万人，2015年进一步减少了48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66.3%，降幅进一步扩大，人口红利消失将成为经济隐患。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将对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发展的带来负面影响。统计显示，2015年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1%，高出2014年0.6个百分点，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5%。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根据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数字，到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
6．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科技创新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巨大动力。世界经济强国崛起的历程表明，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及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必由之路。中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必须向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创新，依靠体制机制创新。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整体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最低端，一些出口依赖型的加工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缺乏自主品牌，抗风险能力较小。近些年来，中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一些产业的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有所提高，比如高铁、核电、对外工程承包、智能电网、大型装备、建材生产线等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
但是，由于中国原创性的发明不多，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不少行业存在产业技术空心化的危险，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瓶颈。同时，由于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研发投入不足，创新技术的研发、引进、消化吸收能力薄弱，且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尚不健全，导致科技成果难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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