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处理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二是处理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对大国应当增强彼此的相互依赖，在此基础上为世界和平奠定宪制基础。对小国则不妨强调公共产品的提供，联合并依靠它们来确保一个对我们来说稳定开放的资源能源、商品及投资流通网络，推动世界经济秩序更趋公正合理。
文/冯维江
一般而言对经济外交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花钱买支持”，即所谓的经济为外交目的或国家战略目标服务。另一种是“带剑行商”，即所谓用外交手段来服务于经济目的。就像马克思曾经评价为“庸俗经济学辩护论最浅薄也最成功的代表”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说的那样，“如果商品不能跨越国界，那么军队就会跨越。”如果他是以法国立法议会议员的身份说这句话，经济外交的况味就更浓郁了。
一套前瞻、自洽、有力的方案
实际上，强作上述区分容易引起不同部门不必要的争议。无论对经济部门来说还是对外事部门来说，显然都不愿意对方为目的或被服务者，而自己沦为手段或服务者。从国家整体的角度来看，目标应该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公约数”，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或重大利益的实现。无论是用外交的方式保护或扩大经济利益，还是用经济的手段来拓展对外行为的战略自由度，最终都要落足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重大利益实现这个目标之上。
即便只从手段或方式的角度看，经济外交也更应该是一个整体，是一套前瞻、自洽、有力的方案。一国通过这套方案，能够向国际社会发出不对称依赖或威慑的信号，让其他国家根据这些信号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实现对自身国际环境的管理。
当前，经济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热点，但根据上述分析，经济外交的目的不能从经济外交活动之中来寻找，而应该从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寻找。党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由此开启了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的新时期。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要“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在此背景下，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我国经济外交的工作目标都应当服从并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当下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是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由此，我国新时期经济外交的工作必须紧扣发展这个主题，总的目标是要为实现“十三五”期间平衡、包容、可持续的发展保驾护航，通过卓有成效的经济外交工作，利用好、甚至主动创造并延续“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而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具体来看，“十三五”期间要实现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中国需要通过经济外交活动确保：（1）总体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2）双向开放，特别是对方市场及投资的公平准入机会；（3）从外部世界获得稳定可靠的能源资源及高新技术供给；（4）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探寻中国经济外交的总脉络
实现以上这些目标归根结底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处理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二是处理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对大国应当增强彼此的相互依赖，在此基础上为世界和平奠定宪制基础。对小国则不妨强调公共产品的提供，联合并依靠它们来确保一个对我们来说稳定开放的资源能源、商品及投资流通网络，推动世界经济秩序更趋公正合理。
对照上述目标，回顾2015年以来中国实施经济外交的轨迹，可以看到中国的实践与理想目标总体上是相容的。如果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是新时期我国大国经济外交理论与顶层设计的提出者，那么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则是新时期大国经济外交理论的主要实践者。可以从他们的活动中清理出中国经济外交的总脉络。
首先，在新型大国关系指导下，通过投资外交、货币外交、产能合作外交等手段，实现了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提升和增信释疑的效果，这不仅将为中国获得高科技提供便利，而且有利于确保世界总体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这一目标的实现。2015年9月习近平访美时指出，“（美国）拥有广大的市场空间，吸纳外部商品、投资、人才的能力极强”，“（中国）对外部商品、技术、服务产生海量需求”，这揭示了中美两国相互需要和彼此依赖的巨大潜力。这一潜力的实现将为中美大局乃至亚太和世界格局的稳定提供坚实基础。除此之外，仍在进行之中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等，都是强化相互依赖关系、增信释疑的类似举措。
2015年10月，习近平访问英国时，在伦敦金融城的演讲中提及“伦敦人民币离岸市场蓬勃发展，首只人民币货币市场交易所基金也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金融城既是中英深度合作的一个缩影，也是全球开放的一个生动诠释”，为配合这次出访，做实伦敦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中国人民银行选择伦敦首次在中国以外地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发行50亿元央行票据。中国对英货币外交极大提升了两国互相支持的力度。2015年4月，英国成为欧洲发达大国中率先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并引发了发达国家竞相加入亚投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可以视为对中国货币外交举措的“预付费”。习近平访英之际的货币金融大礼包，可谓投桃报李。2015年6月28日至7月2日，李克强访问比利时、法国期间，多次提出加强中欧产能合作，将自身的装备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发达国家的优势结合起来，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带动发达国家高端装备和技术出口。这为发达国家参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提供了方便和有效的“接口”，同时也为提升中国与欧洲发达国家相互依赖指出了方向。
其次，发挥生产及投资能力优势，通过高铁外交、核电外交、基建外交等方式，帮助中国企业获得更公平有利的市场及资本准入机会。2015年1月21日，李克强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时提出，中国愿同哈加强铁路等领域的合作，他还特别强调中国的优势富余产能“走出去”，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能够惠及当地民生，实现双赢。实际上，就任总理以来，李克强多次在出访中推介中国在高铁、核电、基建等领域的优势，不遗余力地为中国企业争取公平有利的市场和资本准入机会。2015年4月10日，他在考察吉林北车集团长春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时明确表示，“我为中国装备‘站台’，希望你们给国家‘撑台’”，“关键是你们要有过硬的质量和良好的售后服务”，“打造永不褪色的金名片”。
再次，通过领导创设新的国际开发机构、签订“一带一路”双边协定等方式，扩大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2015年4月，中国首倡、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投行获得了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的支持。9月亚投行第一任候任行长金立群表述，预计亚投行成员将很快从57个增至70多个，超过日美主导的亚开行成员（共67个）总数。亚投行的成立和顺利运作是中国制度性话语权提升的重要标志。除此之外，2015年3月9日，中国商务部和格鲁吉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加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的备忘录；2015年6月6日，外交部长王毅同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亚尔托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这些双边备忘录折射出中国寻求其他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制度性支持的努力正在取得成果。早期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时多强调对方要“承认”一个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多强调要求对方“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已经表明了政治外交向经济外交的重心的转移。现在中国希望更多国家通过备忘录或协议制度化地“支持”中国的主张，这比此前的寻求“承认”无疑更进了一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争取制度性话语权的自信姿态。
又次，通过免除债务、提供资金等援助外交的方式，增加国际公共产品供给。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宣布“成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来支持发展中国家2015年后发展议程目标在教育、医疗和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实现”。同时还宣布“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此外他还表示，“中国将成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与各国一道研究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这些宣示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赞扬。
最后，通过能源外交、港口外交等方式确保资源能源稳定供应及通道安全。2015年11月，俄罗斯石油公司披露收到中国约972.6亿元人民币的巨额石油预付款。中国这样做不仅能增加外部能源供应的规模和来源多样性，而且有力地支持了受到欧美制裁的俄罗斯，还可分散美国“重返亚太”的压力。2015年10月8日，斯里兰卡政府批准将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建设协议再延长6个月，并决定对该协议进行评估，以便中国承建的港口城项目建设在适当时候得以重启。2015年11月，巴基斯坦政府将瓜达尔港自贸区土地使用权移交给中国企业，租期43年。中国港口外交的成果对我国能源资源通道的维护具备重要意义。
“尔无我叛，我无强贾”——鼓励私人部门参与经济外交
要说中国经济外交还有什么不足，也许私人部门的参与感较弱是一块较明显的缺失。历史地看，中国经济外交自古不乏私人部门的参与。公元前628年12月，帮助郑国守御都城的秦国大将密告秦穆公，自己已经获得郑国信任，希望穆公派兵与自己里应外合攻占郑国。穆公的军队行进到与郑国相邻的滑国时，遇到郑国商人弦高去成周贩牛。弦高了解到秦军意图后，一面假装郑国官方使节送了4张熟牛皮和12头牛劳军，一面将消息传回国内。秦军以为消息已经泄漏，加之郑国清除了秦国内应，已经有所准备，所以放弃了攻占郑国的计划。
见惯了春秋战国士君子的朝秦暮楚，不免为弦高这一介商人的报国情怀和救国智慧而鼓掌击节。但对这段传奇归结于弦高个人的、对于那个国家意识疏离的历史时段则为偶发的爱国热情，则多少有些介怀。幸而后人进一步的追根溯源，更清楚地揭示了这段经济外交背后的政府与私人部门关系的制度基础。原来昔年郑桓公开拓新郑之时得益于商人之处很多，曾经与商人盟誓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左传?昭公十六年》）这一盟誓为郑国政府与商人的相互信任关系奠定了制度基础。
郑大夫子产执政时期，晋国卿士韩宣子看上了郑国某商人手中的一块玉环，想通过郑伯巧取，子产说这不是官府的财产，国君不知此物。韩宣子不甘心，直接找到商人而欲豪夺。商人上报政府。子产向韩宣子介绍了桓公时期的盟誓，并说“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相当于把郑商质誓宣示为立国根基。子产还说，“贵国巧取豪夺的行为是把我国置于违背盟誓的境地，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的。想必贵国也不会为了一块玉而失去诸侯的支持”。最终保护了本国商人的利益。
由此可见，私人部门对经济外交的参与和贡献，是以政府与私人部门基于制度性的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相互支持来实现的。弦高主动开展经济外交的爱国义举，根植于郑国传统的“尔无我叛，我无强贾”的相互义务。当前的经济外交局面远非春秋战国时期的条件能比，我们已经奠定了更加稳定正常的政府和私人部门关系，应当说，我们现在更有条件通过制度性激励，为私人部门积极参与经济外交创造便利。
（冯维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经济治理、区域经济合作。著有《自贸区发展的新趋势与中国的选择》、《东亚自贸区建设的可行性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前后蒙古国政治经济形势与中蒙合作》、《次贷危机及其对亚太地区的影响》等。本文来源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