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茉楠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在寻找迅速走出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法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发达国家欲借“再工业化”重夺国际制造业竞争主导权，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新阵地，对中国制造业形成“前堵后追”之势。面对这场大变局，中国制造业传统的盈利模式受到挑战，如何构筑新比较优势，如何实现整体价值链的升级将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加大技术输出控制，延缓中国产业升级步伐。加入WTO以来，中国日益成为跨国公司抢滩海外研发的热土，并渐渐跻身于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的重要节点。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的近千家外资研发机构中，由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建立的就有300家左右，近1/3的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均已在华设立了研发机构。技术转让方式是我国与跨国企业合作的重要方式，促进了知识扩散和技术溢出，从而达到获取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美欧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后，凭借技术、标准、专利、知识产权的先发优势和领先地位，可能对我国形成新的“技术封锁”，对我国制造业升级形成延迟作用。
中国正处于一个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十字路口。中国盈利模式实现重大转型以及产业实现升级已经不再是喊喊口号了，此时此刻，中国能不能借此快马加鞭、加速转型，已经刻不容缓。一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战略核心，中国也应该在继续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础上加紧部署。二是推进制造业两化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智能化。不断加强智能技术在制造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大力推进智能制造装备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化；三是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战略举措之一就是推动制造业“本土化”，由制造业“外包”转向“内包”。应吸收美国“产业空心化”教训，积极引导和鼓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包企业由制造业成本高的沿海地区向国内中西部制造业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四是为破解我国制造业面临的能源资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程度较重等难题，需要加快推进制造业绿色化发展；五是，当前我国制造业主要停留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设计和销售环节较为薄弱，亟需加快拓展制造业价值链，推进制造业服务化；六是要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并购或参股国外制造企业和研发机构，支持国内企业培育全球化运营，全球化配置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