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上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战略不仅仅追求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增强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在回避深刻的国内问题方面，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根据笔者的分析，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除了宏观经济政策，以下四方面也是极其重要的：“向内需主导型增长方式转变”、“建设节能型社会”、“提高国内产业的附加值”和“保持社会稳定”。
由于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等国内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家经济产生影响，因此以上四方面条件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条件可以从根本上解除现今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诸多制约。本文首先就“向内需主导型增长方式转变”进行阐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现在虽说速度有些放缓，但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非常高的国家。而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有自己的特征，是发达国家过去的增长方式所不曾拥有的，即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总是倾向于政府的公共投资和不动产投资等投资行为。
经济学上对于GDP贡献度的评估可以分解为以下三方面：政府以及个人的“消费”、基于投资行为形成资本的“投资”、贸易顺差所带来的“净出口”。现在中国的GDP中，投资的贡献接近50%。而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这一比例曾经接近70%。在日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靠消费拉动，日本的GDP中，消费（包括政府的消费）所占比例高达80%。中国消费占GDP比例在2005年时不到50%，此后一直在40%—50%徘徊。
日本以贸易立国，因此很容易被误解为出口即外需在GDP中占比很大，实际上日本GDP中出口所占比例只有15%左右。日本是发达国家中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内需型国家。而中国出口占GDP的比例则将近40%。发达国家在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仍能持续创造GDP的原因就在于公平的国民收入分配以及内需对于国民经济的支撑。中国今后要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将现在的投资依赖型经济转变为消费主导型经济。
在中国，显示国民消费动向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年都是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增长，却为何迟迟不能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或许大家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通常情况下，每年的消费以如此高的增长率增长，必定会拉动GDP的增长。这其中的原因与中国的社会结构有很大关系，其中可以列举出社会差距、振兴服务业、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等三方面原因，因此中国迟迟不能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
“社会差距”是指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一般通过基尼系数来表示。中国的基尼系数，根据计算主体的不同会有很大差异。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14年1月发布的2013年的基尼系数为0.473，而其他研究机构发布的数值中有的超过了0.5。基尼系数一旦超过0.4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从收入差距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水平相差三倍左右，并且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也存在非常大的收入差距。
为何社会差距会阻止消费的增长？中国的富裕阶层购买奢侈品和不动产行为促进了整体零售消费总量的增长，但对于广大中产阶层，他们由于要负担住房贷款和子女教育费用等，消费并没有太大增长。低收入阶层虽说比例在不断降低，但数量仍不在少数，他们还苦于食品等物价的高涨，因此还处于控制日常消费的状态。
也就是说，要提高国家整体的消费水平，就必须将充裕的政府财政资金和企业的收益分配到广大中产阶层手中。中国在过去10年里一直在探讨收入分配改革的施政策略，但至今仍不见其问世。收入再分配是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振兴服务业”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因素。服务业使消费变得多元化，并且通常这一产业的税务负担率也很高，因此有利于扩大内需。中国最近几次的五年规划中频频倡导“振兴现代服务业”。但正如统计数据所显示的，近年来中国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例基本上没有增加，中国仍然是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工业国家。
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实现了由被称为“重厚长大”产业的重工业向节能型、高科技产业的结构转变，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例由1960年的38.2%增加到了1975年的51.7%。2010年日本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例为70%左右。中国在2010年之后的这一比例仍处于30%—40%。
中国的服务业无法得到发展的原因是社会各领域的制度还不完善。例如，承认服务行业的价值并获得相应劳动回报的文化还没有形成等。在中国，商业交易过程中征收手续费的制度被广泛推行。但是这些手续费并不是在商业交易过程中以正常渠道征收的，大多会变成某个个人的收入，而不是纳入国家税收。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尊重知识产权和服务业交易的制度化是非常重要的。
笔者对于服务业振兴的相关研究虽然不多，但可以明确生产性服务业非常重要。举个例子，日本的大型制造业周边存在着设计和样品制造等产品开发支援服务、实验评估服务、法律专利的咨询服务等各种各样的服务业。也就是说，在一间工厂的周边会存在与之规模相匹配的服务产业。而在中国，这种产业构造还没有形成。
最后，笔者想强调的是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对于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如上文所述，中国政府的公共事业投资对于经济增长起到巨大作用。以发达国家为例，政府投资完善了社会基础设施，国内产业的效率提高也获得了收益，最终会推动消费的扩大。而在中国，完善物流网、城市化（不仅仅是建设高楼，高效的能源利用和发达的服务业才是城市化的真正意义）、生活垃圾的处理等社会基础设施完善的步伐相对滞后。中国的制造业是以输出模式发展至今的，国内基础设施的完善则被放在次要位置，社会基础设施的效率低下导致扩大内需受阻。就拿南部的广州到北京的物流成本来说，甚至有专家指出有时要比广州到美国的物流成本还要高。
中国政府和专家们指出的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课题是没有错误的，但中国政府必须认识到，“公平的收入分配”、“服务交易制度的确立”、“高度完善的社会基础设施”是中国建成真正意义上经济大国需要实施的重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