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堪称中国金融学界最权威奖项的“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4年度颁奖典礼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举行，获奖者为著名经济金融学家王永明、杨培新和赵海宽。
该奖评委会在致杨培新先生的颁奖词中称：“杨培新先生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和教育家，新中国金融制度建立和金融学科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和奠基人之一。杨培新先生从事经济金融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学科建设工作长达70余年，为推动我国金融、经济领域的理论研究、经济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教育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卓越贡献。”
“杨承包”的来历
现在人们提到杨培新，首先会想到“杨承包”这个特殊称号。这个称号源自20世纪80年代，杨培新在有关国有企业改革领域的建树。实际上，承包制也是涉及财政、金融领域的综合性改革措施。1985年，中国推行涉及企业和财税制度的“利改税”改革后，全国财政收入连续下降了22个月，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滑、亏损面大幅度上升，倘若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就会导致财政困难，引发通货膨胀压力并迫使银行增发货币购债。财政部门因税收减少提出企业税后才能偿还贷款和利息，企业留利减少也削弱了自我积累和偿还贷款的能力，导致银行无法按时收回贷款和呆坏账数额增加。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资金主要来自自我积累，其次才是银行贷款和债券、股票，倘若中国企业没有经济效益和自我积累，不仅会影响涉及间接融资的银行改革，也会导致直接融资的股份制改造难以进行，成为阻碍推动中国财政、金融改革的障碍。
2009年，三联《竞争力》杂志社联合东方微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改革开放30年八位独具创见经济学人”，杨培新因承包制主张并获良好实践效果而位列其中。文章这样说：“他在上世纪80年代国企改革遭遇空前阻力之际，提出"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的十六字改革方针，深得政府赏识。他的改革思路使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以盈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契约关系。这一改革首先在不少地方试行，效果上佳，并在之后与"利改税"的改革比武中依旧显示出强大活力。他倡导的承包制也成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剂灵丹妙药，人称"杨承包"。”
国有企业的承包制从1987年5月在全国推行以来，国民经济发生了重要转折。全国财政收入在连续下降22个月后开始回升。1987年当年税收利润增加了118亿元，增长9.9%，其中承包制所增加的利润大体上是60亿元。
李向阳是曾获全国“冰心奖”的著名作家，他曾为“吴市场”（吴敬琏）、“厉股份” （厉以宁）、“杨承包”等学者著书立传。在评价承包制时，他是这样说的：“20年来沧海桑田，经历了多种改革的尝试，看来，当年承包制改革的实践效果依然是比较好的，承包制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也抹杀不了的。河南周口莲花味精(600186,股吧)厂靠承包制起家，产量由年产400吨增加到12万吨，单产能力为世界第一，在国内市场占有40%以上的份额。1997年产值达2.3亿元，位居全国第一。邯郸钢铁公司在承包制基础上实行模拟成本核算，取得很好的效益。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实践证明：承包制在不激烈改变所有制的平稳形式下，确保了企业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为国有企业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许多大中型国企实施承包制时期取得了良好效益，为后来顺利进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奠定了基础。承包制与公司制、股份制其实并不矛盾，在国有股、职工持股占较高比重的股份企业中，也有条件和必要为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实行类似承包制的责任制度创新和激励机制。
有人觉得“承包制”不如“股份制”规范，误认为杨培新不懂市场经济。实际上，杨培新恰恰是因为非常熟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熟悉股份制、股票市场弊端，才主张应采取慎重态度。杨培新在解放前就已经写了很多书，专门分析旧中国资本主义下各种各样的市场，那时股票、期货、黄金、外汇市场等都非常活跃，上海曾是仅次于纽约、伦敦的重要金融中心，但是，当年就是投机黑幕重重，腐败弊病丛生。
杨培新之所以青睐中国改革中土生土长的“承包制”，还因为他曾深深体验过旧中国时期资本与劳动的尖锐对立，剩余价值全部归资本所有对劳动者利益和积极性的压抑。杨培新深知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关键是怎样将劳动者的积极性焕发出来，而承包制将国家、企业、职工三方面的利益很好结合起来，在上缴国家财政利税快速递增的基础上包死基数，最大限度地将多创造的价值与职工利益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实现了马克思倡导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企业、职工提高效率的积极性。杨培新主张由全体企业职工作为主人翁参与的“全员承包”，不赞成少数人独占剩余价值和企业资产的“个人承包”。杨培新撰写《承包制——企业发达的必由之路》、《怎样搞活国有企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思路》等著作，详细阐述了他对承包制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
有人认为，承包制即使效果好也是中国的“土特产”，不可能创造出像美欧公司制、股份制企业那样的高效率，忽视了当年承包制确实曾创造出这样的效率奇迹。1988年，山西晋城矿务局通过承包制创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全局工人人均原煤产量达到4.2吨，效率比三年前提高了一倍，远远高于美国的人均3.5吨，联邦德国的3.8吨；晋城矿务局的安全生产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88年的百万吨死亡率下降到0.271，远低于联邦德国的0.55。承包制创造出优越于美欧的效率奇迹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将企业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用于激励职工的积极性，而这是只有在改革了大锅饭弊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职工拥有了支配剩余价值的权利之后才能做到的。
行走在银行改革前沿
1978年，杨培新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当时他把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银行体制改革上。他下去调查了许多银行和企业，于1978年8月撰写了《关于改革银行体制的建议》，建议扩大银行职权，由银行发放基本建设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统一解决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需要。此文经薛暮桥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时任院长胡乔木，胡非常重视，将其印成《要报》向党中央反映。
当时一些省份刚刚开始试点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初见成效但受到财政、银行、商业等方面计划体制束缚。1978年，杨培新察觉到了银行改革的迫切需要，他详细考察了各地国企改革试点中面临的新问题，回来后写了《银行改革是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文。他提出银行改革应该突破计划体制，支持国有企业扩大经营自主权，面向市场生产，逐步引入、扩大市场调节在当时计划体制中的比重，这样，国有企业面向市场生产才能获得充分的资金支持，进行技术改造、结构调整并扩大市场需要的短缺产品供应。
当时有人对银行改革引入市场调节提出“上纲上线”的批评，杨培新面对着很大压力但仍然坚持了改革主张。杨培新的银行改革建议获得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采纳，启动了银行体制改革并支持了全面的经济改革进程。杨培新在改革初期撰写的著作《论我国银行改革》，阐述了他的银行体制改革思想和政策主张。
杨培新提出改革要打破银行不得发放基本建设贷款的旧规定，应当让银行一方面大量吸收社会资金，一方面发放基本建设性质的贷款以支持调整、改革，其中包括人民银行的中短期设备贷款、农业银行的小水电贷款。1980年，国务院进一步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发放对轻纺工业和其他部门的中短期设备贷款。由银行发放自主发放贷款包括中短期设备贷款，是当时银行体制改革的起点和突破口，促使银行能够开始根据市场需要发放贷款，扩大了银行对市场和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支持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全面经济改革。
1981年，在推进经济改革与调整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增加了对职工的奖金等激励措施，允许农民出售自己的农产品而且，国家又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这就增加了一些货币投放。有人根据传统的计算公式，计算了市场货币流通量与社会商品零售额之间的比例关系，认为1∶8是个标准线，1∶6是个危险警戒线。1982年的实际比例已经低于1∶6，有人就认为市场货币流通量过多，惊呼通货膨胀这只狼快要来了。当时，中央许多领导都很关心此事，提醒有关方面要下去摸摸市场情况和货币流通情况。
杨培新长期研究并一贯反对通货膨胀，但当时他在安徽凤阳、山东平原等地做了调查后，看到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商品货币关系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写了《怎样观测当前的货币流通状况》一文。他在文中认为，传统的1∶8的计算公式，只适用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经济状况，当时只有国营商业独家统购统销的商品流通渠道。自从经济体制改革后，特别是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和开放农贸市场后，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多成分、多渠道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状况。因此，衡量货币投放是否正常，应当用市场货币流通量与整个国民收入对比。杨培新对于市场货币流通量变化的这种新认识，避免了盲目压缩货币以致影响调整与改革。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引用杨培新的意见，认为货币的流通是正常的。
五道口金融学院与嘉应大学
改革初期，杨培新在金融教育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银行改革对金融教育也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杨培新谈及改革初期他参与创办五道口研究生院的一些情况。银行改革之后对人才需求量很大，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葆华先让他从计委申请多引进一些人才，但杨培新询问后计委答复只能给几个人，与当时银行需要引进的几百人相差太大，银行领导们商量后决定还是自己培养，李葆华行长便委托杨培新负责筹办工作。当时许多事情需要计委批准，调人、师资、房子、资金、设备等等，解决起来比较麻烦，不过还是想办法克服了。杨培新回忆说，当时各部委中只有银行自己办了研究生院，后来令各部委对银行羡慕不已，也想从五道口研究生院招收干部。
改革初期，广东省还委托杨培新参与、负责创办嘉应大学的工作。杨培新的家乡广东梅县是著名的华侨之乡，杨培新解放前就同许多著名香港企业家、银行家熟悉，他利用这些便利条件争取到华侨企业家的大力支持，成功创办嘉应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杨培新还发挥自己的特长，帮助嘉应大学引进金融教育方面的师资，培养当年广东省率先开放过程中急需的经济金融人才。
兼治通胀和失业的“中国药方”
20世纪80年代，美国向中国推荐“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政策主张，将这种价格改革与货币政策称为规范的配套改革。杨培新认为“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政策是不稳妥的，他主张货币政策和价格改革都必须十分慎重稳妥，货币增长应适当而且经常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不应一刀切而应甄别对待以利于结构调整，价格改革应采取谨慎的渐进方式避免损害民众利益。
20世纪80年代，杨培新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政策建议和著作，阐述其货币政策和价格改革主张，经中央领导采纳后促进了中国改革的渐进平稳推进，取得了兼治通货膨胀和失业困难的显著成绩，避免了俄罗斯“休克疗法”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也避免了美国认为治理通胀和失业不可兼得的负面效应。
杨培新主张的货币政策与价格改革思路，从某种意义上与美国推荐的政策恰恰相反。他认为：在物资短缺导致物价上涨压力较大时，仓促进行价格改革等于放手涨价，会严重损害消费者。而且，涨价受固定资产限制难以马上刺激供给，特别是此时管紧货币就更加难以支持企业扩大生产。不如谨慎推进渐进价格改革以缓解物价上涨压力，同时，以比较宽松的信贷供给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支持企业投资改造并扩大短缺商品生产，促使短缺商品供求接近平衡后再放开价格。
中国改革初期面临着严重的物资匮乏，数千万知青返城没有工作，形势远比前苏联改革初期严峻。中国采取同西方规范药方相反的办法，一方面进行谨慎、渐进的价格改革，一方面增加银行贷款支持轻纺工业，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既通过增加供给抑制了通货膨胀，又解决了数千万知青返城后就业问题。而前苏联采取西方推荐的“放开价格、管紧货币”政策，却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和失业危机。
1979年—1984年间，中国消费品供应从严重短缺变得日益丰富，缓解了隐性通货膨胀压力。1983年，北京出现了建国以来罕见的消费品市场繁荣景象，绵延数公里的皇城根邻街两侧尽是摆满琳琅满目轻工产品的新商铺、商摊。中国还通过发展生产新安排了4600万人就业，其中国企新增就业占50.38%，集体企业新增就业占49.6%。1979年，中国公开失业率曾高达建国以来最高水平5.9%，到1984年明显改善并下降到1.9%。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创立的货币主义学派认为，治理通货膨胀与失业不可兼得，他通过交流对中国兼治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成就十分钦佩，曾称如果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就能获得诺贝尔奖。
“价格闯关”是与非
1980年冬，由于“洋跃进”上马了过多大建设项目，国民经济面临着物资短缺和物价上涨压力，出现了较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党中央做出进一步调整和压缩基本建设战线的决定，国民经济进入了重调整、缓改革的时期。当时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调整压缩基本建设首先就要压缩银行中短期贷款，并认为银行中短期贷款就是“信用膨胀的表现，是拉长基建战线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这种看法，杨培新写出《关于中短期设备贷款的意见》，上报给中央。杨培新在上报的政策建议中指出，发放十几亿中短期设备贷款的实践证明，这种贷款可用于国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它投资数额小，土建工程不大，投产时间短，发挥作用快，能迅速增加短缺消费品供给，平抑物价，还能通过扩大生产增加就业机会。
1981年，杨培新在总结两年来发放中短期贷款的经验和收获的基础上，写出了《论银行中短期设备贷款》一文，进一步阐明了银行中短期贷款对于促进经济体制和银行体制改革的意义和作用。杨培新认为经济调整时期应继续推进银行改革，因为银行改革有利于促进结构调整，有利于消化因压缩基建而严重过剩的机电产品，扩大生产并增加市场短缺的消费品供应。中央领导采纳了杨培新的意见，在调整期间，不仅没有停掉银行中短期贷款，而且还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扩大这种贷款额度。
杨培新认为控制通货膨胀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在没有消除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进行价格改革，就等于放手让商品涨价，这是东欧一些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失误的教训。20世纪80年代，有些人认为西方一些国家在轻度通货膨胀的刺激下，可以获得社会经济的一定发展的做法，我们不妨也采用。杨培新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当时中国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过剩危机，恰恰相反，中国的货币购买力经常是大于商品供应，再加上基建战线拉得过长，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地提高，这在客观上就已存在着自发性的通货膨胀现象，如果不从宏观上控制，有可能转化为爆炸性的通货膨胀。
中国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主张价格改革一步到位，据说二战后联邦德国改革中就曾推行了这样的政策，结果带来了高速增长的“艾哈德经济奇迹”。但是，杨培新从长期从事银行和通货膨胀的研究出发，质疑这种由美国推荐的“德国成功经验”，还亲自到联邦德国进行经济考察。1986年，杨培新特意访问了德国贤人委员会主席斯奈德。经实地调查后，杨培新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战后德国价格改革采取了慎重的步骤，影响面大的钢、煤、电供不应求，价格没有放开，依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的资金加速钢、煤、电的生产，供求基本平衡后才放开价格。战后住宅严重短缺，房租、房价都没放开，20多年后虽然放开了房租，对房价仍有较多管制以遏制投机。
1986年，国家有关经济部门已采纳了价格改革闯关的建议，拟“一步到位”放开某些重大短缺物资的价格，如钢材价格准备每吨大幅度提高一倍多。杨培新从德国考察回国后，向党中央、国务院递交了与价格闯关建议相反的调查报告，建议钢材等重要物资调价缓行，因为基础性大宗商品的影响面很广泛，可能通过复杂的经济连锁反应引发物价普遍上涨。中央领导召开会议听取汇报，说明这是1986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决定，定于次年的1月1日起实施，中央书记处已通过方案，只等政治局委员划圈了，但是考虑你（杨培新）的建议，暂不实施。
谈及20世纪80年代的这段中国改革历程，至今依然众说纷纭。但不管怎样，先驱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胆识、经验乃至教训，都值得后来者铭记、致敬、汲取，并赓续薪火、奋然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