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度交汇融合，国际创新要素流动空前活跃、重组不断加快，赋予了亚洲转型难得的历史机遇，也对亚洲转型提出了严峻挑战。日前，为期两天半的“上海论坛2014”年会在复旦大学闭幕。700余名海内外嘉宾与会代表普遍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发展格局，亚洲仍然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定来源。
亚洲经济要走包容性增长的道路
“展望未来，一些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可能会达到所谓饱和点，因此我们必须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亚洲经济的发展。”在本年度的“上海论坛2014”的主旨演讲中，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希勒成为首先抛出问题的受邀专家。
21世纪的亚洲在现代化、城市化道路上大踏步前进，但与此同时，面对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对经济的拉动减弱，如何实现亚洲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如何为亚洲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成为亚洲地区共同关心的问题。
“寻找新动力，意味着我们首先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新尝试。”罗伯特·希勒表示，良好的人类社会，不仅意味着适宜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还包括能够激励每个人发挥潜力的社会环境。因此，亚洲要走一条包容性增长的道路。
亚洲经济具有外生性和竞争性的特点，由此形成了政府主导的赶超型经济增长结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认为，禀赋相似、产品可替代、相互竞争的区域经济格局，导致亚洲经济的互补性不强、展开合作的难度较大。也正是因为如此，随着经济的增长，亚洲各国的矛盾冲突也不断加剧。
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曾经是亚洲经济的竞争优势之一。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加文·琼斯研究发现，目前亚洲国家在人口结构方面极为相似，呈现出生育率下降、人口数量收缩、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的基本特点，这也导致了亚洲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加剧。尽管过去几十年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中的女性越来越多，但研究显示，女性劳动者的增多并没有改变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的整体趋势。
联合国前任副秘书长沙祖康则认为，当前有不少观点对中国和亚洲的经济增速和发展存在怀疑，但这些担忧并不必要。他指出，亚洲一些高收入经济体已经开始出现经济复苏的迹象，各国之间的贸易开始恢复增长。同时亚洲经济体具有很强的韧性，该地区政府正在采取一些措施，通过政策调整来解决结构性问题。
沙祖康表示，目前联合国、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都对于亚洲增长持乐观态度，预测今年亚洲地区经济总体增长可以达到5%，今年或者明年亚洲新兴地区增长可以达到7%。
虽然前景乐观，但当前亚洲经济增长确实面临一定瓶颈，出席上海论坛的嘉宾们普遍认为，亚洲和中国需要寻求新的增长动力。“未来三十年内，亚洲国家如何度过各种周期性危机将决定亚洲会成为新兴地区还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沙祖康认为，几十年来亚洲各国显示出了危机管理的强大能力。他建议亚洲国家，面对未来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应对:首先，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以更好的人力资本来实现经济的转型，充分利用技术、创新以及企业家精神的潜力确保亚洲经济的持续增长；第二，对可持续性进行投资进行新的“工业革命”—可持续性的革命，打破对资源消耗的依赖；第三，解决不平等问题，强调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充分利用宏观经济和财政上的政策，为穷人增加收入，为普通人创造更多的有尊严的就业机会。
而罗伯特·席勒则认为，金融领域的变革与创新对亚洲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他说，金融需要更大程度地惠及大众，中国应该更多地参与当前全球金融领域的创新过程。在罗伯特·席勒眼中，与互联网相关的金融创新尤为值得关注，他指出基于互联网的众筹模式正在改变融资方式。
而针对金融领域正在经历的一系列变革，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认为金融研究应当考虑心理学，金融创新需要做各种尝试，之后必然会犯一些错误。“试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需要鼓励更多人进行试错，才能加快这个进程。”
中国经济将走入适度增长阶段
谈及中国经济，在“上海论坛2014”分论坛阶段，与会的海内外专家围绕“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终结？”主题展开讨论。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速已经下降，而且这不是短期的周期现象，而是结构变化的结果。中国经济未来不太可能达到以前高增长水平，将走入适度增长阶段。
不过，专家们认为，经济增速下来未必是坏事，相反会有非常正面的结果，政府不需要用之前的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表示，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时候，不光要注意速度还要注意经济增长的品质，而且到了这个发展阶段，应该把品质放到前面，放到速度的前面来做思考。
加利福利亚大学中国经济学教授Barry Naughton则指出，现在遇到一个短期的萧条，同时也可以看到整个金融的减缓，因为现在的金融结构的不稳定，或者说金融机构的问题使得我们很难进行恢复，包括美国现在也是如此。他认为，不应当追求过度扩张性的货币信贷政策，不要用这些扩张性的政策来刺激增长，这样的增长是不稳定的。
Barry Naughton同时建议，中国不仅要考虑通货膨胀，对于中国来说需要更多地考虑如何进行长期的更可持续的发展。
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Nakagane Kastuji也表示，中国已经到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阶段增长速度也下降。所以中国应该采取新的发展战略、新的发展模型，另外要采取广泛的改革。
哥本哈根大学教授Niels Christoffer Thygesen则指出，目前房地产、地方政府负债以及影子银行是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三大挑战。这三方面的问题都不能像以前一样通过刺激政策来解决。不过，他也表示，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这三大问题相对来说还不是最严重的时候，中国监管层应该为之警惕，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进。
“不要小看农村地区所蕴含的巨大生产力。”罗伯特·席勒则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充满信心，“对于中国而言，广阔的农村地区亟待发展，亿万农民需要转变为城市人口，因此中国应当通过城镇化将农村人口的创造力激发出来。”
回顾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车伟认为，其中存在三个重要问题:一是以工业集聚带动城镇化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二是人的城镇化不够完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不高；三是城镇化的筹资过于依赖土地财政。
对此，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实现人与物的协调发展，人的城镇化不能理解为劳动力的城镇化，二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劳动力人口根据经济需要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这样的城市对人来说，是没有感情、不具有包容性的。人的城镇化实际上是人的权利的城镇化，除注重实现人的经济权利外，更应重视实现人的社会权利、文化权利、政治权利。过去城镇化的动力来自政府，未来城镇化的推动力应更多来自市场和社会组织。
“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也有值得发扬的实践经验。”张车伟说，比如通过产业化的经济活动聚集带动人口聚集，中国避免了在城市周围形成大量贫民窟；在城市建设中，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些都为亚洲城市化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发展使亚洲特别是中国能源消费增长迅猛，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
对此，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力波认为，造成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能源结构不合理。她以中国为例进行分析，过去30年，中国消费的化石能源占全球比重增长最快，而其他能源品种并没有快速增长。与能源消费快速增长相伴的是煤炭利用规模的持续扩大，这一问题背后是中国电源结构中有80%仍然依靠煤炭的能源结构现状。与此同时，中国的电力生产技术效率相对偏低，每千瓦时的煤炭消费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吴力波指出，对电力部门进行能效或利用效率的根本性改革，将成为解决中国环境和气候问题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无法改变以煤炭、化石能源为主的电力生产格局的情况之下，提高电力生产部门的效率就显得至关重要。
而剑桥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学者迈克尔·格鲁伯则表示，能源政策的三大支柱是能源效率、能源价格和技术创新。他尤其重视技术创新的作用，认为能源行业只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才能更具竞争力，能源政策也才会变得更加完善。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效率，使一部分能源产品的价格进一步降低，进而才能刺激人们对新技术的需求。因此，能源效率、能源价格和技术创新三者紧密联系，不能割裂对待。“发展中国家应跳过一些能源消费误区，不应重复过去欧美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迈克尔·格鲁伯说。
一季度上海经济开局良好
“上海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的状态。”在本届“上海论坛2014”上，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屠光绍则从上海经济出发，阐述了转型与创新作为国家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
毫无疑问，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无论是对于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还是推动中国和其他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都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屠光绍表示，即使在整个经济下滑的压力下，一季度上海经济仍然发展非常平稳，开局良好，保持了7%的增长。
上海为何能有良好表现？屠光绍认为，这得益于三个方面，第一是“调”，即调结构、转方式。目前上海结构调整的成效已经开始显现，服务经济增长快于制造业的增长，同时在制造业的增长里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又快于一般的制造业增长。第二是“赶”。近年来，上海不断深化改革，加快改革的步伐，例如通过营改增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同时政府职能的转变，减少审批，增强了市场的活力。第三个方面是“创”，就是创新。上海抓住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这样一个主题，不断鼓励市场和企业的自主创新，上海不断有新的经济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对经济平稳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屠光绍认为，在目前经济社会环境下，下一步上海经济的可持续、平稳发展依然面临着很大挑战。上海将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创新中寻找新的动力，其中一大任务就是加快上海自贸区建设。屠光绍表示，按照中央指示，上海自贸区建设过程当中，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关键是要激发市场活力，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激发市场的活力，路径是要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它的任务是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据其介绍，到目前为止，经过近8个月的运行，上海自贸区目前已经在投资领域改革、贸易便利化、金融制度创新以及事中、事后监管等四方面有了实质性的制度创新和推动。
首先，加快了投资领域的改革，主要是聚焦负面清单制度的建立。负面清单的推出对于自贸区的制度建设，特别在投资领域的便利化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不久后，负面清单应该说幅度会进一步缩短，可能要比去年版缩短三分之一，同时也会更加透明。
其次，加快推动了贸易的便利化改革进程，使得贸易特别是服务贸易的便利化程度大大提高。
第三，加快了金融制度的改革。自贸区建设启动之后，国家有关的管理部门、人民银行和三个金融监管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框架。
第四，形成了在事中、事后的监管制度。自贸区的建设政府要放权，增强市场的活力，同时还要发挥好政府本身的职能，要管好。为此，上海自贸区已经初步形成了关于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企业年报的发布制度、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以及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管这六大方面的内容。
自贸区真正价值在制度创新
那么，“自贸区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在“上海论坛2014”闭幕式高端对话环节，来自海内外的专家探讨了自贸区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专家们眼中，法制环境是自贸区成功的一大关键。世界自贸区协会主席Graham Mather认为，自贸区的成功需要更多的激发人们对于商业成功的信心；其次，自贸区还需要有完善的法律环境，其中，仲裁是非常重要的，上海已经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上海自贸区可以有一个快速有效干预的法律环境。
韩国海洋水产开发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金范中介绍，韩国从1970年开始建立了经济特殊区域，截至目前共有13个自由贸易区、8个特殊经济区，主要的港口都被纳入不同的经济发展区域。金范中认为，自由贸易区成功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完善配套的法制保障体系，同时其管理机构必须有强大的管理能力。
而香港贸易发展局大中华区研究副总监邱丽萍介绍了香港经验:货物进出香港不用缴任何海关关税，设立企业也没有任何成本，外商投资者可以把利润汇回国内。她分析，由于供应链的分散化分布，要求跨国公司有全球化复杂供应链管理的能力，同时管理许多供应链并进行高度有效的协调，迅速响应客户需求。香港在此间起到了一个枢纽作用，它可以提供成熟的环境和服务支持，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其分散的供应链和价值链。她强调，服务是很重要的，链条中的每个环节都可以通过这种服务业进行高度整合。
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校长鲍琳·范德梅尔莫则建议，通过港口的互联互通性来提升自由贸易区的竞争力。首先应增加上海港内部的互联互通性，同时加强中国各个港口之间的互联互通性，以及中国港口和世界各国主要大港的互联互通性。税收和相关的监管制度的完善，可以提高互联互通性。例如，2007年荷兰政府推出AEO证书认证，一旦获得认证，相关政府部门的控制就会减少，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可节省时间。随着时间推移，还可以对整个价值链、供应链进行认证。通过这样的方式，供应链完成认证后，港口与港口之间的互联互通性就会得以提升。
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经验与建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简大年表示，上海自贸试验区与传统意义的自贸区相比是形似神不似:所谓“形似”，上海自贸区“也是一个国家范围内划出一块区域，还有传统的物理围网，而且有一个很规范的面积。”但他强调，上海自贸区真正的本质，“可能还不是园区当中物流功能、集散功能的提高、产业的发展或者一般意义上的贸易便利化。自贸区是我国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它不是要建立一个金融中心，也不是要建立一个人民币的离岸中心。”简大年说，制度创新的完成就是自贸区的成功。
自贸区揭牌近8个月来，入驻企业达到9000家，前去咨询、访问、登记的人数超过20万；外资企业入驻自贸区的比例，从原来的4%左右上升到10%。据简大年介绍，今年自贸区的“头号任务”是推出第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和管理模式，预计将在第四季度面世。同时，自贸区条例作为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年内肯定要推出”。
围绕上海自贸区创立，国务院几十个部委办在几个月内提出了几百条改革措施，这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是自贸区的真正价值，高于吞吐量、高于转口能力。”简大年认为，制度创新必须更好地和政府的简政放权、企业的用户体验、国际规则、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相结合，才能成功实现自贸区内的制度创新。“一是通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等国际通行规则，形成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第二通过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实现政府的改革。”他说。
“不过，上海自贸区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简大年说，要在短时间内，协调几十个部门落实众多的政策，压力非常大。比如，自贸区正在酝酿外贸一口受理的模式。有了这项服务，企业在自贸区办理外贸进出口手续就不需要跑多个部门了，但是这个措施涉及海关、质检、银行、外汇管理等多个部门，各个部门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管委会要协调各个条线的关系和意见。
实际上，从去年挂牌以来，几乎自贸区出台的所有政策都涉及两个及以上的部门。简大年说:“上海自贸区建设得到了中央的高度关注，同时各个部门之间形成了信息沟通平台、合作平台，在这两个机制上，自贸区管委会能够推动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今后协作还要更通畅。”
而针对自贸区制度设计如何考虑法制环境？简大年表示，自贸区建设的宗旨之一，是实现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推动制定投资贸易规则、废除几部法律，也不仅仅局限于即将出台的自贸区条例。”
简大年说，包括仲裁、律师、与国际接轨的法律环境，都是自贸区成为制度创新试验田的重要方面。虽然自贸区内已有仲裁的分中心、知识产权管理执法机构，“但这些还比较外在，应该作为自贸区的核心目标来建设。”
日前，上海自贸区启动了自由贸易账户制度。简大年表示，迄今为止，自贸区在投融资汇兑便利、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已推出基本的框架内容，“金融领域政策框架的基础设施已经到位。”今年自贸区在金融领域的重点工作，主要在操作流程、风险防范系统的整体配合方面。
简大年特别强调，自贸区金融改革不是要在28平方公里内建一个金融中心、人民币离岸中心，而是要建一块试验田，对金融政策、产品、标准进行试验。区内外的联动，是自贸区发展的方向。“区内注册和区外运营如何有机结合，是很重要的实践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