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回顾过去一年的宏观经济热点问题、重大事件和政策措施，思考基本的逻辑和方法论问题，对于做好新一年的经济工作十分必要。本报告是世界经济形势部分，着重回顾了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和美联储缩减QE。
世界经济复苏前景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7年，世界经济虽已摆脱低谷，但复苏前景仍不明朗。乐观派认为，在美国的带领下全球经济正步入新一轮复苏周期和创新周期；悲观派则认为，当前的弱复苏更多是短期需求政策的结果，美欧日结构性问题远没有解决，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未来仍充满变数。
——2013年世界经济整体好于2012年，呈“四轨”分化走势：
第一轨美国经济缓慢复苏，三季度GDP增速环比达1.97%；第二轨欧洲、日本经济筑底后逐渐好转，欧盟27国、日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0.4%、2.4%；第三轨中国经济在增长阶段转换背景下出现短周期回升，三季度GDP增长7.8%；第四轨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新兴经济体仍未改善，经济增速大幅低于危机前水平，三季度GDP增速分别为：印度5.65%、巴西2.15%、南非1.8%、墨西哥1.27%。中国经济增速虽低于危机前，但明显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美国以其16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和全球创新发源地的活力，再一次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伯南克是研究大萧条的专家，他认为，“货币紧缩是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货币再膨胀是经济恢复的主导因素。” 次贷危机后，美联储主要依靠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穴QE?雪支持经济。经过三轮QE，美国房市、股市、消费、就业等领域持续向好，居民和企业代表的私人部门出现加杠杆的扩张迹象。
——这一轮全球经济复苏与上一轮有很大不同，可以概括为“两少两多”：
即美国向全球提供的需求减少，提供的供给增多；中国向全球提供的供给减少，其他新兴经济体提供的供给增多。
一是跟危机前比，美国向全球提供的需求减少。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较危机前减少，服务贸易顺差扩大，总体上再平衡之后的美国经济向全球提供的净需求减少。
QE推动了房市、股市繁荣，受益对象主要是低消费倾向的高收入群体。房地产销售带动了建造支出、耐用品消费和工业生产。
耐用品消费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但非耐用品和服务消费仍明显低于危机前水平，形成明显反差。失业率持续下降，但仍在历史相对高位，高消费倾向的低收入群体收入状况改善缓慢，制约收入和消费。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速仍低于危机前水平，CPI保持在2%以下。
同时，受到削减公共赤字、债务上限谈判和政府关门影响，财政紧缩制约公共部门消费。
二是跟危机前比，美国提供的生产供给能力增强。危机后，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本土。页岩油、气革命使美国能源自给率上升，提升了制造业成本优势，工业产品和能源的“进口替代”能力增强。危机前美国PMI指数是美、欧、日、中四大经济体中最弱的，危机后反转为最强的。
美国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升至79%，接近危机前繁荣时期的水平。
三是中国出口竞争力削弱。中国出口占美欧市场份额中的上升势头已经停滞，
占欧洲市场份额出现下降。2005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虽然制造业劳动力工资跟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但已经明显高于越南、印尼、印度等国。在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的同时，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国货币明显贬值，大大提高了这些国家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近年进入中国的FDI增速大幅下降，跨国企业低端生产环节外迁明显。
四是来自越南、墨西哥、土耳其等国的非“中国制造”增多。2013年中国、越南出口分别增长7.9%、15.4%，如果剔除虚假贸易，中国出口增长6%左右。
五是目前3D制造、大数据等新技术产业化较弱，新一轮创新周期的前景尚不明朗。
——综合判断，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牢固，可能“还有一只靴子没掉下来”
美国经济经过内部去杠杆和外部向全球“移杠杆”，具备再出发的能力，有望持续弱复苏，将回归2%左右的潜在增长率区间。但当前驱动美国经济复苏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房市、股市繁荣带动的财富效应、建设支出、耐用品消费及生产“进口替代”，主要依靠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撑。QE逐步缩减后，经济复苏能否转向依靠企业创新、就业和收入状况的改善等市场性力量，有待评估。
欧债危机的尾部风险正逐步消除，但欧洲货币联盟体制弊端已充分暴露，仍未解决，欧元区内部竞争力和增长前景将继续分化。日本经济在安倍货币财政政策短期刺激之后，面临更加实质而艰难的结构改革，难以持续复苏。
新兴经济体面临美联储缩减QE和中国对大宗商品需求减弱的双重压力。中国经济处在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阶段，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性考验，近期去杠杆和去产能的任务仍然较重，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布置，后面关键在推进落实。
预计2014年世界经济将延续弱复苏，由于复苏进程的不同，各大经济体在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方面步伐并不一致，欧洲、日本短期内还不具备退出条件。2014年世界经济环境总体向好，有利于我国集中精力加码结构改革。同时，需要警惕美联储缩减QE可能引发的流动性冲击和金融风险。
美联储缩减QE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失业率下降，美国货币政策开始转向，2013年5月份以来美联储不断释放信号引导QE退出，并给出了退出的明确条件，即失业率降到6.5%以下，或通胀率升至2%以上。此前市场预期美联储最快将在9月份削减购债额度，但“压力测试”结果不理想，二季度以后利率快速攀升导致住房和私人消费下滑，加之受财政紧缩、美国国债上限谈判难产、政府一度关门等问题拖累，QE退出计划被一再推迟。得益于三、四季度经济数据的良好表现，12月19日美联储宣布将每月购债规模缩减100亿美元。2014年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逐步退出将对经济复苏进程、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等产生重要影响。
美联储自2013年5月份引导、12月份正式宣布QE缩减以来，产生连锁反应，国债收益率攀升，美元指数波动走强。“压力测试”结果表明，
当前美国经济复苏基础较弱，仍十分依赖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10年期国债利率攀升导致住房抵押贷款利率明显上升，住房抵押贷款显著回落，房地产销售和居民耐用品消费回调。
与此同时，长期实施QE的负面效果已开始显现：QE政策的主要受益群体是拥有股票和不动产的高收入人群，而工薪阶层和失业人群被边缘化，危机后美国的收入差距拉大，底层民众不满情绪上升；引发次贷危机的影子银行继续活跃，两房不仅没有倒闭反而大幅盈利，“凶手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尽管增长还没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失业率仍在高位，资产价格却已创新高，资产泡沫隐忧显现。
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将在全球引发连锁反应，对美元汇率、全球流动性、利率水平、大宗商品价格、通胀压力、各国货币政策等都将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当美国宽松货币政策转向时，将带动利率走高、美元指数走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在强势美元时代，美元资产收益预期上升，国际资本回流美国本土市场，造成全球资金面紧张和利率上升。值得警惕的是，如果世界某些地区出现了较大的资产泡沫或债务风险，对流动性和利率比较敏感，则容易出现问题。
总体判断，2014年美联储将根据经济复苏和就业状况继续缩减QE。QE退出总体上对中国有益，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促进出口和美元资产保值增值，大宗商品价格疲软也有利于降低我国生产成本。但美国缩减QE将与我国目前流动性紧张局面叠加，加剧房地产、地方债、产能过剩、影子银行等领域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