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日前表示根据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预计实现今年GDP增速7.5%的目标有难度可能仅能实现7%左右的增长。今年季度GDP增速将呈不断向下态势。明年既有可能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也有可能爆发国内生产过剩危机。留给我国化解危机的时间已不多启动经济增长动力在于加大城镇化建设投资力度。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应担纲投资主力多建设一些民生项目、基础设施等。
王建说本轮城镇化投资不能再走此前“四万亿刺激计划”的老路应将投资与消费有机联动起来避免造成新的产能过剩。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提升城镇化人口消费力、购买力。如果如此目前所谓的过剩产能不仅会被全部消化掉还能挖掘出消费潜力。
他表示如果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未来不排除出台经济刺激政策的可能但刺激政策“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力度不可能大于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
到2020年城镇化人口目标以3亿为宜
中国证券报:近期不少国际机构对我国经济未来走势较悲观。您认为我国经济未来增长动力在哪里?
王建:今年可能还不是爆发危机的时候但经济增长会继续减速到7%上下下半年很有可能下行“破7”。明年既有可能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也有可能爆发国内生产过剩危机。但是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空间因此过剩只是相对的是因为分配不合理。如能通过改革平衡好储蓄、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就能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
就目前看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城镇化建设无疑应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支撑有关部门必须在思想认识上对此有所统一。此前中央层面已提出要推进城镇化建设但是现在看来推进的进度和力度都不甚理想。比如提出在7年之内城镇化建设重点要放在三四线城市。但是这样的城镇化建设作用不大。因为目前经济面临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要想摆脱生产严重过剩的现状就必须调动一切力量扩充内需、刺激消费实际情况是进城务工农民超过七成都会选择沿海地区中等以上城市。
因此目前的城镇化投资、建设目标绝对不能是中西部地区或是三四线城市进城务工农民不会到三四线城市安家即使他们去了可能也找不到合适工作。
中国证券报:您认为城镇化建设的步子可以迈得大一点、目标可以定得高一点那么应该是以多大为宜?
王建:我国化解经济危机所剩的时间已不多。因此接下来的城镇化投资建设必须是大规模的、大力度的1亿的城镇化人口是远远不够的至少应新增3亿城镇化人口。数据显示真正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时城镇化率已超过四分之三。我国目前人均收入已超过6000美元而真实城镇化率很低。现在我国真正的城镇化人口最多在4亿到2020年加上1亿也不过才5亿这个力度和进度对经济增长效果有限。
中国证券报:根据您的测算如果城镇化投资力度加大目前的过剩产能能全部消化掉吗?
王建:不仅能全部消化掉而且还不够。虽然到去年我国钢铁产能达10亿吨是产能过剩最严重的部门但是我国人均钢产量同发达国家人均1吨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国未来20年人口可能还要增加1亿。所以过剩永远是相对的是分配不好造成的。解决好分配关系过剩自然会消失。金融风险包括地方债风险也是因为实体经济增长受到阻滞而产生的实体经济一旦有了出口金融风险自然会化解。
中央政府负债率可上升至60%
中国证券报:您怎么看待城镇化投资建设资金问题?近期各界对于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担忧正不断加重。
王建:城镇化投资建设资金其实不是问题。我的主张是可多发一些债而且应由中央政府担纲主力。就全球范围看目前我国政府财政负债率尤其是中央财政负债率其实很低只有百分之二十几我认为中央政府负债率完全有空间上升可提高到百分之六十左右也不会产生太大风险。部分欧美发达国家政府负债率在80%-90%日本更是达到200%。
这一轮城镇化投资应更多由中央政府承担投资一些民生项目、基础设施等。必须注意的是不能再走此前“四万亿刺激计划”的老路应将投资与消费有机联动起来避免造成新的产能过剩。2008年我们扩大投资和产能却没有想好这些产品谁去买。比如为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居住问题可由政府投资建设住宅然后通过以租代售的方法消化这部分住宅。政府可发行10年、20年建设公债然后在10年、20年后把房子出售给农民工我相信这绝对是只赚不赔的买卖。
不可否认的是以往的地方债很多都是投资到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上而且规模太大。但是如果本轮我们能通过城镇化建设彻底打开内需使那些基础设施都能运转起来此前债务就自然迎刃而解了。
中国证券报:您认为民间资本在这一轮城镇化投资中应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王建:让民间资本搞基础设施投资是没有可能的但不是没有他们的发挥空间。大规模城镇化把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就会随之产生一系列对服务业的需求这就需民营资本进驻。
收入分配改革提升消费力
中国证券报:按照您的观点城镇化投资建设需有强大的消费力配合如何才能真正提升消费、刺激内需?
王建:我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过剩出现生产过剩根本原因就是分配差距太大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已迫在眉睫只有这样消费力才能提升。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来自两方面:一个是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一个是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过大。在经历30多年改革后目前我国经济体制中的矛盾已从生产流通领域转向分配领域需调整的是企业与居民及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不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如改革重点摆放不准改革就难以收到明显效果。
当然收入分配改革需多方面配合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首先就需要加快财政体系改革。财政体系改革又分为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财政收入方面的改革要从现在的流转税变为直接税要让财政能起到调节财富分配的功能。直接税就是要以所得税为主由此调节收入分配。政府应向富人收税现行的所得税主要是向穷人收税。财政收入比重要提高因为再分配要达到一定比重才能达到消除差距的目的。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再分配会占一半的GDP比重而去年我国大概是23%。
财政支出方面的改革主要体现在转移支付方面。简而言之政府要舍得把钱拿出来给穷人花比如通过社保形式或其他形式转移给穷人花要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社保体系。我们看到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三分之二的支出都是用在居民福利上财政支出基本是福利性支出。我国现在的社保支出只占十分之一按照50%的国际标准仍需提高40个百分点。未来我国要建立以社保支出为主的支出结构目前我国的社保覆盖只在城市还有八亿农民没有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