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思立
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加强研判因应成中央政府的首要大事。其逻辑关联浅显：一是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二是经济平稳运行将为全面深化改革腾挪空间。因此，3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一再强调，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
今年，很多人对中国经济依然不放心。有观点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一样，在政策刺激下积累了大量问题，包括房价会不会大幅调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否爆发，特别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阵痛到底会有多大。国际很多机构认为，中国只是比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问题爆发得慢一点而已，但仍难以逃脱经济的大幅度调整。
国际、国内的类似担心不无道理，既不能简单归结为“国际阴谋论”，也不可草率以“杞人忧天”了结。应该承认，中国确实存在着下行压力，但中国经济也存在着拥有7%—8%的潜在增长能力。笔者的乐观分析如下：
如一，外贸和经济增长同步的目标基本可以实现。今年开年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经济重新发力，最明显的是美国经济复苏明显。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上升至3.3%，比2013年经济增长预测值增加1.1个百分点，这样的经济预期是金融危机5年以来的最高值。在改善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出口表现也没有辜负大家，2014年1月，我国外贸出口增长10.6%，大大超出了原来的预期；2月外贸出口同比下降18.1%，此月的外贸增长情况在市场预期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其中，春节扰动以及去年基数较高是主因。因此，根据各机构预测值和今年年初的外贸形势可以判断，外贸和经济增长同步的目标基本可以实现。
如二，中央加大投资可以有效对冲地方投资的不足。2014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投资。利率是资金成本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全社会都盲目追求高收益，把整个社会融资成本抬得很高。2013年，我国社会融资成本逐步上升，尤以6月“钱荒”以后，由此造成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当年年初是21%，11月及12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降至15%—17%。在目前的货币政策下，社会融资成本估计将延续2013年的水平。所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是最近几年滑落最多的一年。
令人欣慰的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促动下，会给一些领域带来投资放松的机会，例如，生产性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地方债的影响下，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放慢，中央的基础设施投资今年势必加速。其实，在2014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里，中央投资预算比去年的4376亿元大约增加了200亿元。中央也担心地方投资要下降，所以，中央投资加大并且重点投向民生、基础设施等重大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工程项目。显然，中央加大投资可以有效对冲地方投资的不足，从而有效拉动经济增长。
但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依然存在，中央也明示，应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笔者罗列的不利因素与积极因素大致相当。
其一，在“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但笔者以为消费的不确定因素较大，不看好的主要原因是：老百姓的收入增幅在下降。2013年全国经济增长7.7%，但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而2012年全国城镇居民收入在经济增长7.7%的同时实际增长了9.6%，也就是说，2013年城镇居民收入增幅比2012年降了2.6个百分点。在没有政策刺激的情况下，消费永远是收入的函数，收入增速下降一定会影响消费增速的上升，所以，揣测2014年的消费增长对经济拉动的作用不可高估。
其二，如何有效治理产能过剩决定经济增长的质量。应该明确，我国的产能过剩不是市场经济自然竞争的结果，这是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盲目竞争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博弈的结果。更关键的是没有让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的手过度干预了经济增长，扭曲了市场机制。所以，在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坚持向深化改革要动力，大力推进简政放权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2014年，中国交织于经济换挡期、改革阵痛期、结构调整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经济处于合理区间的“涨跌”因素互现，但有理由相信在中央“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前瞻性和针对性，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实施创新驱动”的既定方针下，经济的稳中向好终将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