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前，中国经济时报约请百名经济学者，对“2014年经济形势与经济改革大势”做问卷调查，问卷包括2014年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GDP增速预测、消费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经济领域紧迫需要改革的内容以及对经济领域热点难点的关注等7个问题，收回有效问卷107份。
调查结果显示，经济学家们对于2014年的经济形势整体上持谨慎乐观态度；绝大多数预测经济增长在7．0％－7．9％之间，其中接近七成人预测在7．5％以下，三成多的人预测在7．5％以上；一半以上的人认为消费贡献率会有所提高，但仍然小于投资。
2014年及以后一段时期最被看好的经济增长点是城镇化带动的基础设施以及民生等领域投资，还有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型商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认为房地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关于2014年的经济改革，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真正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经济学家们最关注的焦点，是改革面临的最紧迫、最大的挑战。2014年面临的另一个大的挑战是房地产风险积累与房地产调控。
对2014年中国经济形势基本判断
对于2014年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做乐观判断的，占87．9％，其中认为非常乐观，占4．7％，持谨慎乐观态度，占83．2％；持比较悲观态度，占12．2％；没有人选择非常悲观和说不清楚。表明经济学家们对2014年的经济形势总体看好，有信心。（见图1）
多数学者认为，2014年是经济转型、深化改革的新开端，是承上启下的转折年。从国内来看，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区段，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从国际看，面临更趋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宏观经济形势不宽松，经济下行压力仍然不小。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存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将提供10—20年中高速增长的巨大需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会创造出新的增长点。经济将继续保持稳中求进的总体趋势，继续保持适度增长。
但也有个别学者表示比较悲观。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认识原因，更多的是担心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在以他们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千方百计阻挠改革，致使改革不能实质性、全方位推开。
对2014年我国GDP增速预测
2014年经济增长速度，0．93％预测在8％以上，1．87％预测在7％以下，97．2％预测在7．0％—7．9％，其中64．5％预测在7．0％—7．5％之间，32．7％预测在7．5％—7．9％之间，前者人数是后者的一倍。这个数据表明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有一个基本共识，大部分人预测在7．0％—7．5％之间，占总数的64．5％（见图2）。
多数学者认为2014年经济依然可以在7．0％—8％的区间内增长，主要是由于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发展阶段，处于这一发展阶段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争的事实。有学者分析，7．5％左右的经济增长水平是 “合理经济运行区间”的中间值，在必要与可能之间、转型升级与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之间，是一个“黄金平衡点”。
2014年消费、投资、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化预测
2014年“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52．3％的学者认为消费贡献率会有所提高，但仍然小于投资；认为出口贡献率会有所提高，但仍在三驾马车中排在最末的占23．4％；认为消费贡献率有大的提高，贡献份额超过投资，出口变化不大的占8．4％；认为投资贡献率还会提高，出口变化不大，占6．5％。
另有9．35％表达了“其他”看法，如：（1）消费、投资增长面临压力，而出口增长将会改善；（2）投资贡献率将显著下降，低于消费贡献率，出口略有好转；等等。
持消费会有增长观点的学者认为，传统消费领域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住、行消费”在住房市场调控、特大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以及交通疏导等政策的影响下，将面临一定阻力，而发展型、享受型的新兴消费热点和消费形式（如电商）将呈快速增长态势。
其次，城乡统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会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对消费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项制度改革今年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更大的促进作用会在今后几年逐渐显现。
持投资会有增长观点的学者认为，新型城镇化和保障房的建设会对投资有所拉动，投资在2014年会保持稳定增长，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会更明显；随着行业准入门槛放松、产能过剩问题逐步缓解以及整体经济运行效益改善，制造业投资的期望收益有望得到改善。
出口方面，有学者认为，虚假出口问题得到基本解决，统计数据上将会出现恢复性增长，发达经济体经过去杠杆和资源重新配置以后，已经度过最坏阶段，今年总体出口形势可好于2013年。
对2014年及以后一段时期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看法
对于2014年及以后一段时期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提供的12个选项中，每一项都有选择。
最被看好的是城镇化带动的基础设施以及民生等领域投资，有超过一半的人（50．5％）选择。另外，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型商业的选择率为43．0％，节能环保等相关产业的选择率为34．6％，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率为33．64％，健康相关产业的选择率为22．4％，其他没有达到20％（见图3）。
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业的选择率仅为12．2％，排在第8位。表明大多数经济学家不认为房地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0．93％的人选择其他产业，是信息产业。
大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带动的基础设施以及民生等领域投资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理由在于城镇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二元结构转变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2014年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
对于2014年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问卷提供了17个选项，每一项都有人选择。总体上比较分散，选择比例最高的一项是27．1％，以下大体上是“等差”的，依次下降，连接起来是一条基本上平滑的曲线。
选择率超过20％的有5项，从高到低排序：房地产风险积累与房地产调控（27．1％）、政府职能转变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25．2％）、产能过剩状况未能改善（23．4％）、地方财政困境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23．4％）、经济增速继续放缓（22．4％）（见图4）。
选择率在20％—10％的有5项，从高到低排序：实体经济空心化趋势显现（17．8％）、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14．0％）、金融风险与监管不力（13．1％）、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存发展困难（12．2％）、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存在不稳定因素（10．3％）。
其他7项选择率在10％以下，从高到低排序为：贫富差距拉大 （9．4％），反腐败坚持不下去（9．4％），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5．6％），医疗、社会保障改革滞后（5．6％），人民币汇率波动（4．7％），外需持续不振（0．9％），区域发展差距拉大（0．9％）。
另有2．8％的人选择其他，包括消费创新不足、货币政策持续收紧、失业。
这样的调查结果表明，2014年经济改革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可能是全方位、系统性的，来自方方面面，哪一方面都不容易，都不能掉以轻心，改革任务艰巨。
2014年中国经济领域改革的重点
2014年中国经济改革最重要、最紧迫的领域，排在第一位的看法高度集中，近65％的人认为是“转变政府职能”，近56．07％的人认为是“真正让市场在更多领域起决定性作用”，36．45％认为是财政体制改革（见图5）。
按照主流财政学的逻辑，财政存在的必要在于“市场失灵”，财政的职责是干市场不想干、干不了、干不好的事，实际上讲的也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这样，财政问题也可以归入前面两个问题看成是一个问题，核心是“政府与市场关系”。调查结果表明，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改革中最紧迫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的看法高度一致。
2014年最受学者关注的经济领域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
经济领域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问卷设计列出了25个。由于问题较多，而且每个问题本身个性不同，也由于学者们各自研究领域、兴趣不同，每一个问题都受到关注。
最受关注的是 “政府职能转变与行政体制改革”，58．9％的人选择了此项，近六成；排在第二位的是“雾霾、土地、水污染等生态问题”，有48．6％的人选择此项，近五成。
三成左右的人关注房地产风险积累与房地产调控（34．6％，学者选择率，下同）、金融市场化风险与监管（31．8％）、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29．9％）、地方政府债务风险（29．0％）、产能过剩（29．0％）、经济结构调整（27．1％）等6个选项。
关注度在20％左右的有7个选项，依次为国有企业改革与混合所有制发展（25．2％）、新型城镇化建设 （23．4％）、解决中小企业生存发展困境（23．4％）、反腐败（23．4％）、户籍制度改革（16．8％）、土地制度改革（16．8％）、官员财产公开（15．9％）等。
关注度在10％左右的有：食品药品安全问题（14．9％）、财政公开透明 （12．2％）、开征房地产税（11．2％）、社会保障并轨（11．2％）、资本市场体系建设问题（10．3％）、人民币汇率问题（8．4％）、群体事件维权等社会稳定问题（8．4％）等7个选项。
另外几个选项关注度在5％以下，它们是：教育公平就业公平等问题（3．7％）、延迟退休年龄（1．9％）和其他问题（3．7％）。其他选项包括创新能力严重低下、国际环境、创新能力不足等（见图6）。
学者们对经济领域诸多问题的关注度不同，与前一个问题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问题在改革系统结构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些建议
学者们在 “对2014年中国经济形势与改革前景的总体看法”中提出了诸多建议，一些建议值得重视。
1．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是“转阶段”而不是“下台阶”。（1）要全面看待经济增长，既不能片面追求GDP，也不能不要GDP。在中等收入阶段，片面追求可能陷入陷阱，不追求等于坐等陷阱。（2）要客观看待经济结构，正确认识投资的应有作用和消费的可能作用。我国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相对超前，但城乡民生领域、设备更新改造、研究开发等方面存在投资欠账。（3）要辩证看待改革对增长的作用。不能简单认为改革对长期增长有利而对短期增长不利，一些改革可能对长期增长作用更加明显，但对短期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2．从大多数追赶型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在增长阶段转换期都发生过系统性危机。从本质上讲，经济危机和体制改革都会触发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前者是一种市场的自我纠正，冲击和震荡力度更强；后者是一种风险意识下的主动调整，达成共识并付诸实施比较难。我国新一轮改革的重启其实已经开启了一场“改革与危机的赛跑”。如何在推动有效改革与坚守风险底线之间寻找平衡，成为决定这场赛跑结局的关键。
3．当前的经济处于结构性紧缩状态，短期内无法改变。结构性紧缩是结构转换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现象，无法用总量性的扩张政策来缓解。所以，一是政策上要转向结构性，惯用的总量政策要退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政策、物价政策都应当是结构性政策，减少宏观不确定性，稳定微观行为预期，为经济社会结构调整铺路搭桥。二是改革要稳定长期预期和宏观预期，避免改革上“重数量、轻质量”，防止现在的改革成为以后改革的障碍，使改革真正产生“制度红利”。政策是化解短期风险的手段，改革是防范长期风险的途径，两者搭配好，结构性转换的高风险就可化险为夷。
4．经济、政策与改革是一个整体，构成互为条件、相互作用的演化系统。经济、政策与改革三者形成良性循环，是实现经济形势和改革前景向好的基本条件。当前有两种倾向值得高度关注：一是政策上的想当然，甚至不惜动用行政措施来调结构和促发展；二是为改革而改革，作表面文章，为了眼前的政绩和不想放弃权力和利益，很容易导致上述两种倾向。
5．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应当着重改变现行的政府治理模式，打破经济发展方面的所有障碍，最大限度地弱化政府部门自我改革的利益本位。以“放”的思维和“放”的政策进一步激发经济体制的活力。要降低不必要的准入门槛，激发民间资本投资积极性，转变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提升政府经济监管的公信力，为深化经济改革提供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和稳定的政策预期。
6．改革是对既存利益格局的调整，势必导致现有利益格局的改变。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排除各种利益集团的阻力。以彻底铲除腐败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是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对引导经济改革走向具有关键意义。
7．改革有收益，重要的是要付出成本，没有免费的午餐。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改革成本分摊机制。哪些人从改革中获取利益，哪些人付出改革成本，要有科学合理的机制设计，避免因改革引发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加大改革阻力，进一步增加改革成本。这需要充分的博弈与谨慎的平衡，需要政治智慧。（图略）
本报告由焦建国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