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东京
近段时间大家都很关心中国经济的走向，众说纷纭；而前不久官方发布经济数据：一季度 GDP增长7.7%，二季度为7.5%，上半年平均7.6%。从数据看增速不算低，也在政府设定的预期内。可奇怪的是，时下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有可能硬着陆；甚至有人断言中国经济将从此风光不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天不断有朋友问我的看法。其实我早说过，我对中国经济一向看好。虽然对林毅夫先生关于中国会继续保持20年8%以上高增长的判断有保留；但也绝不悲观，认为十年内平均增长7%无悬念。而此次经济回落原因不外有二：一是欧美经济不济致中国出口萎缩，外需不振得扩内需，可这涉及结构调整，非一日之功，短期难以奏效。
另一原因，是国内政策的转向。看得出，今天政府高层已无意追求过高的GDP。前年初中央就提出“稳增长”。何谓“稳增长”？稳增长不是不增长而是无需过高的增长。目标变了，手段当然要跟着变。于是货币政策从宽松转向了稳健（前年曾六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四次加息）；同时企业最低工资也提高了 20%；加上房地产限购等调控政策，地方财收也相应减少。这些举措，当然会直接、间接地抑制经济增长。
由此可见，本次经济回落不足为虑，是政府调控的结果。最近李克强总理多次讲，只要增长与就业不滑出下限（GDP增长7.5%或新增就业900万），物价涨幅不超出上限（3.5%），政府不会大规模刺激经济。其弦外之音，我体会实际是说若经济一旦滑出下限政府就会出手。你想想，所有政策工具皆在政府手里，政府若想扶盘岂不易过借火？
正因如此，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前不久巴克莱银行危言耸听，说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会降至3%，从网上看到的消息，不清楚作此判断的凭据为何。好在这些年“唱衰中国”的言论听得多，已见怪不怪。想想1998年吧，当时就有海外机构说中国经济会破五，结果我们却增长了7.8%；2009年又有人说中国保不住7%，可当年增长了8.7%。可见，中国的事外人未必懂，我们无需太在意，更不必如临大敌。
话虽这么说，不过防患于未然，对守“下限”我们也不可掉以轻心。也许有人问，政府为何一定要守“下限”？我的回答，守“下限”当然是为了守就业。经济学有个奥肯法则，说一国经济增长与失业呈反比关系。美国的经验比值是 1∶2.5，即失业率要降低1%，经济就得增长2.5%。中国国情有别，是否也是 1∶2.5，我不确定；但可确定的是，中国经济下滑照样会增多失业，故为就业计，我们必须守住“下限”。
是的,“下限”应该守也必须守，而眼前的难题是要弄清怎样守？最近媒体正在热议“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认为此乃应对经济下滑的良策。可遗憾的是，迄今人们对何为“克强经济学”的解读却并不一致，我看到的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政府不刺激经济；去杠杆化；结构性改革。不错，这确实是本届政府的新手法，但能否这样解读应慎重。至少“政府不刺激经济”我认为不能太绝对，否则容易作茧自缚，日后会很被动。
放眼看，今天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表态不刺激经济，就连市场化很高的美国，房贷危机后也照样救市。中国怎可能例外呢？所以政府不刺激经济只能是相对的，也是有条件的；经济一旦滑出“下限”，政府该出手还得出手。现在要研究的，是政府应怎样刺激经济才对。目前学界普遍主张借鉴供给学派而摒弃凯恩斯—侧重供给管理而非需求管理。政府改善供给管理是对的，我同意；但将供给学派与凯恩斯对立起来，我不苟同。
事实上，无论供给学派还是凯恩斯主义，皆不过是治病的药方。供给学派主张减税刺激投资；而凯恩斯则主张通过扩张性政策扩大消费与投资（凯恩斯也赞成减税）。这样看，两者并非冰火不容。就像中药与西药各有功用，只要对症下药皆可治病。经济学亦如是。比如经济未滑出“下限”政府可用“供给学派”；但若一旦滑出“下限”恐怕就得用凯恩斯的办法。
下面是我对守“下限”的几点思考，且将供给学派与凯恩斯熔于一炉，让我分点说：
第一，未来十年中国要保持7%的经济增速，在增加出口的同时，主要应立足于扩大内需。要知道，中国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今非昔比，不能再指望欧美国家会继续敞开怀抱接纳中国的出口，对此我们务必清醒。
第二，为了扩大投资，积极财政政策可维持不变，但重点要调整。具体讲就是政府要少发国债多减税。发债支持政府投资是积极财政政策；减税支持企业投资也是积极财政政策，而我们的就业 75%在企业，对就业来讲减税比发债更有效。
第三，为了扩大消费，当务之急是要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有两个重点：一是维持适度通胀。消费者买涨不买跌，适度通胀可刺激消费，但应将CPI控制在4%以内，不可太高；二是稳步增加居民收入。要点是，居民收入增长既要与GDP增长挂钩也要与CPI挂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