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子勋
我国经济走势与政治走向高度相关，10年左右的经济周期基本与党和政府最高决策圈的更替周期一致。由于历史原因，每一届政府的三中全会均会出台一定的改革措施，尤其是十四届、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措施均对之后中国经济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目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未来进一步改革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决定中国经济能否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习李执政以来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将确立中国经济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基本走向，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本期圆桌论坛围绕经济周期话题展开讨论，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王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任泽平、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高级分析师周景彤。
中国经济周期可分为四个周期
中国经济时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周期大概可以分为几个周期?划分的主要标准是什么?
王小鲁：改革前的经济波动严格来说不能称为经济周期，因为这些波动主要与当时的经济政策及政治运动有关，没有什么规律性。而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波动大体上具有周期性，但仍然与经济政策关系密切。如果以波峰划界，大致可见四个周期：
1978年—1984年可以算第一个周期，但因为1980年—1981年的调整有些过度，导致1981年提前落入谷底，随后的改革措施和政策放松使1984年—1985年提前出现第二个波峰，因此整个周期缩短。
1984年—1993年可以算第二个周期，其间1989年—1990年调整期间的重新收权对经济有不良影响，加深了回落；1992年伴随放权、改革的信贷投放失控导致1992年—1993年出现波峰和经济泡沫。
1993年—2007年可以算第三个周期，其间波谷在1998年。但因为2001年 “入世”后带来的出口增长效应使繁荣期大大延长至2007年。
2007年至今可算第四个周期 (未结束)，今年很可能是谷底，未来几年可能将有缓慢回升。
我主要以经济增长率为划分标准。可以看到，经济增长有内在的周期性，改革以来的周期大致在9—10年间，但仍然与宏观经济政策关系密切，可能提前或延后。稳健和具有前瞻性的宏观政策可以稳定经济、增进繁荣、缓和波动，而紧缩过度和政府过度投资、货币信贷失控都有严重的不良影响。总体而言，改革以来宏观政策的把握远远好于改革前，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前半期的政策把握好于上世纪80年代，说明政府调控也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但2009年—2010年期间政策扩张过度，再次出现了货币和信贷失控。
周景彤：经济周期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划分经济周期的方法有两阶段法和四阶段法。这里我们按两阶段法来划分，即每一个经济周期都可以分为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上升阶段也称为繁荣，最高点称为峰，峰也是经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经济就进入下降阶段，即衰退，衰退的最低点称为谷底。经济从一个顶峰到另一个顶峰，或者从一个谷底到另一个谷底，就是一次完整的经济周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也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已经历了三轮完整的经济周期，目前经济正处于第四轮经济周期。
第一轮周期为1981年至1990年，历经9年时间。经济增长处于周期的波谷，谷值为5.2%；1984年，经济增长处于周期的波峰，峰值为15.2%，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1990年，经济增长回落到周期的波谷，谷值为3.8%，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值。
第二轮周期为1990年至1999年，再次历经9年时间。这轮周期从1990年经济增长处于波谷开始，1992年达到周期的波峰，峰值为14.2%，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次最高值；1999年，经济增长回落到周期的波谷，谷值为7.6%。
第三轮周期从1999年至2009年，共经历10年时间。经济增长处于波谷开始，种种迹象表明，2007年已经达到了本轮经济增长的波峰，峰值为11.9%，2008年开始经济增长进入回落期，到2009年进入波谷，经济增长率为8.7%。
目前的经济正处于第四轮经济周期中，本轮经济周期始于2009年，从2010年开始进入复苏通道，经济增长率为10.3%。
任泽平：从峰谷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三轮经济周期，大致十年一轮，分别在上世纪80年代、上世纪90年代和上世纪初，存在逢二见底、逢八见顶的典型“二八现象”。从原因看，主要是世界经济周期、我国政府换届效应以及设备更新替换等因素叠加的结果。
一是与世界经济周期共振。2000年以后随着开放度的加深，这种周期共振现象更加明显。过去三十年，全球经济经历了三个10年左右的周期，也存在“二八现象”。驱动世界经济周期的主要因素包括11年的太阳黑子周期、技术创新与产品生命周期、人口结构变动与消费升级、主要经济体政府换届、全球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9年的经济信心周期等。
二是政府换届效应。我国政府每5年一换届，每次换届后，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扩大投资的积极性高涨。
三是设备更新周期长度10年左右。当前我国设备寿命和更新周期长度为10年左右。我国大多数设备的物理、技术和经济综合寿命为10年左右，税法对主要设备最低折旧年限的规定也是10年。为了降低税收负担、增强竞争力等原因，大多数企业对机器设备采取了最低折旧年限。
从内涵上，过去三轮设备投资周期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成长中的周期，增长动力转换和产业升级最终通过设备投资实现。次贷危机后，4万亿投资刺激了一轮大规模的产能扩张，内涵上主要是住行消费升级和基建投资，属于上一轮周期的延续。
宏观调控的核心是预判经济形势实施反周期操作
中国经济时报：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有哪些类型?
任泽平：经济周期存在一些初始的驱动因素，在传导过程中，又存在放大机制，进而对经济运行形成广泛而深入的影响。驱动经济波动的因素很多，主要来自自然、政治、社会、人性以及经济自身等方面。经济周期的放大机制主要有乘数加速数、抵押信贷加速器、货币加速器、情绪加速器等。
现代经典经济周期理论归纳出了几大典型商业周期：短波的农业周期(又称蛛网周期)揭示的是农业对价格的生产反馈周期，1年左右；中短波的库存周期(又称基钦周期)揭示的是工商业部门的存货调整周期，3年左右；中长波的设备投资周期(又称朱格拉周期)揭示的是产业在生产设备和基础设施的循环投资活动，10年左右；长波的建筑周期(又称库兹涅茨周期)主要是住房建设活动导致的，30年左右；超长波的创新周期(又称康德拉耶夫周期)是由创新活动的集聚发生所致，60年左右。
中国经济时报：经济周期和形势分析、宏观调控的关系是什么?
任泽平：增长与波动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永恒主题，也是经济形势分析最基础的框架体系，潜在增速决定了经济运行的长期均衡趋势，经济周期决定了经济运行的短期波动态势。正如季有春夏秋冬、人有生老病死一样，周期是客观存在的，虽然每次长度和深度不完全相同，但经济总是从繁荣到衰退周而复始地发生着，每个人都身处其中。
把握经济周期运行规律，是适时、适度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关键。宏观调控的核心是预判经济形势并实施反周期操作，通过削峰填谷式的操作，可以一定程度熨平波动。
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时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出了所谓的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您认为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奇迹或者中国模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周期之间是什么关系?
任泽平：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由内需驱动为主向内外需“双轮驱动”过渡，由国际竞争力带来的外需和由居民消费升级带来的内需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力量，而且两股力量都很强劲。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既不是过度依赖外需的小国出口导向型模式，也不是完全以内需为主的大国封闭经济体模式，而是具有混合型特征。
经济发展阶段和增长动力结构决定经济周期波动的阶段性特征。纵观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历史来看，以内部消费升级和外部出口带动为主线的经济增长波动清晰地展现出三大阶段。从内需看，居民消费沿着温饱到耐用品再到住行的路径逐步升级，并带动基建、房地产、制造业等领域投资；从外需看，发展战略由特区实验发展到全面而深入地融入全球化，出口产品结构由初级产品为主升级到机电产品为主。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主导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行业存在一定差异。2000年以后增长快、波动大的行业主要有：与“住”有关的房地产业及其带动的基础设施投资(内需拉动)、与“行”有关的交通运输业及其带动的基础设施投资(内需拉动)、与耐用品消费有关的电气电子通信相关制造业(内外需共同拉动)。
王小鲁：中国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结果。同时，持续的高增长也和人口红利的释放(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合理范围的高储蓄率、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城镇化以及大国在经济一体化中的规模效应等因素有直接关系。但经济、政治、社会体制的改革还远未完成，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笼统把现行体制和发展方式称为“中国模式”不仅言之过早，而且容易产生误导。其中有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包括政府对经济的合理调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参与等。但不能笼统地把政府对经济的高度参与视为成功经验。有些方面的政府参与对市场竞争有排挤作用，虽然一时推高了增长率，但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导致垄断、不公平竞争和腐败，负面影响已经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不解决，未来经济增长无法长期持续，只有通过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和相应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才能保证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王健：改革开放，坚持不懈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保持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创造出了所谓的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的根本因素。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依赖粗放型增长模式，即通常所说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产出”的模式。
持续地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转变经济发展，以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模式是可以持续的。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飞速变革的时代，变革呼唤创新，创新推动进步。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贯穿着改革创新的理念和精神。创新是我们永远高扬的旗帜。
周景彤：回顾过去30多年的发展，我国顺利从“低收入”国家迈进“下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跨越了“马尔萨斯陷阱”，即“低收入陷阱”，接着从“下中等收入”国家跨越到“上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人所称道，中国也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因此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称之为中国奇迹。但将这段时期发展能否说成是中国模式，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起初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倒逼出来的 “摸着石头过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的诉求、全社会的共识，加上决策层的推动，中国改革巨轮就这样启航了。随着改革一步一步的推进，改革的方向也逐渐清晰，从最初的放权让利、承包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直到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
之所以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我认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中国社会政治环境总体稳定。自“文革”和拨乱反正之后，百业待兴，人心思变，很明显，传统的计划经济老路走到了尽头。中国失去了二战后整整20多年的发展机遇，与发达国家、周边国家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在这种背景下，改革的迫切性、必要性和社会的呼声是空前的。第二，改革开放解放了社会生产力，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制度改革、外贸体制改革等多领域、全方位的改革，使社会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空前提高和释放，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第三，世界进入新一轮复苏周期，入世红利也不容小觑。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正好赶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的历史性机遇，中国承接了大量从发达国家和亚洲 “四小龙”、“四小虎”转移过来的产能，大大带动了中国的加工贸易和经济发展，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并由沿海地区不断向内陆地区辐射和扩散。
我认为，至少未来20年内中国经济仍会保持平稳增长。其动力来自四个方面：规模巨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潜在的市场规模产生的内需；中国新一轮改革产生的制度红利、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
而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突出问题和挑战也主要有四个：一是收入分配问题，关系到包容性增长和社会稳定；二是结构失衡问题，关系到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三是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关系到能源与资源的供应安全、低碳发展道路和保护环境；四是发展动力再造和切换问题，关系到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资源消耗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关系到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质量。因此，改善分配、优化结构、保护环境、鼓励创新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核心。要实现这四大目标，一言以蔽之，发展转型是根本之路，不仅包括经济转型，而且包括社会转型和政治转型。
把握好经济运行的周期节奏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经济周期运行有什么新特征?反映了什么新趋势?宏观政策如何应对?
任泽平：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对形势判断和宏观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我国供求条件的变化，经济潜在增速出现下降；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商业周期影响日益明显。在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超过以往，一旦潜在增速下降与外需低迷、周期回调等因素叠加，容易导致经济短期内过快下滑。同时，短周期的回升又容易使人产生经济可能重回高增长轨道的错觉，放松转方式、调结构和促改革的任务要求。这些新变化对形势判断和宏观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对调控目标、政策手段、实施渠道和政策有效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13年我国经济将面临潜在增速下降和短期周期回升，与2003年经济潜在增速处于高位时的周期回升不同，预计此轮周期回升的力度较弱、时间较短。今年应把握好经济运行的周期节奏，注重政策的长短结合，在短周期的更迭中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王健：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总量比过去明显增大，目前已进入转型发展阶段，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符合发展规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前提，必须以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为支撑，必须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动力，通过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进入提质增效的 “第二季”中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周景彤：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是确保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在当前形势下，政府应继续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高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
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就是要使政府放权、市场归位。政府必须改变过去大包大揽的局面，改变过去越位和缺位并存的局面，厘清政府的权力边界，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下放权力，真正激发市场和社会自身的力量，让政府不再疲于奔命，不再一管到底。
未来我国宏观政策的选择，首先，要坚持长短结合，稳定经济增长。既要立足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稳定外需，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又要着眼长远，从增强产业竞争力、推进城镇化、发展社会事业等各方面出台政策措施。
其次，要改善发展环境，促进转型升级。随着经济增速回落，产业结构不合理特别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突出，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也较为紧迫。要利用当前市场偏紧、企业主动调整意愿增强、通胀压力减轻的有利时机，继续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改革。要加大政策支持，推进结构调整，力促科技创新，引导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和有序转移，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的增长点，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最后，要健全保障机制，强化公共服务。要在稳增长中更加突出改善民生。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领域稳定投入和科学管理的机制，把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倾斜。加大对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力度，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协调机制，维护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