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增长与用电量、铁路货运量指标变动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与用电量、铁路货运量指标之间的弹性系数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定程度上的背离恰恰反映了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而从趋势上看，指标的导向性与逻辑关系并未变化，其反映的规律性、有效性也没有改变。
从实践和相关性看，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变化与经济增长总体上是一致的用电量与经济增长变化基本同步。1998—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由7.8%提高至14.2%，而同期电力消费增速总体上呈现上升的态势；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用电量增长也明显回落；在大规模刺激政策的作用下，2009—2010年我国经济增速回升，用电量增长加快；2011—2015年，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调，用电量增长呈现放缓态势。计量分析表明，1998—2014年全社会用电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相关系数达到0.741，工业用电量与工业增加值增速的相关系数高达0.898。
铁路货运量与经济增长变化趋势大体相似。1998—2007年，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铁路货运量增速也由1998年的低点回升，中间尽管有所波动，但整体上保持较快增长；2008—2009年，受经济增长放缓影响，铁路货运量增速回落明显；2011—2015年，经济增长放缓，铁路货运量增速也出现回落。计量分析表明，1998—2014年铁路货运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相关系数达到0.646，铁路货运量与工业增加值增速的相关系数达到0.760。
从变化幅度看，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增速波动幅度大于GDP增速符合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
从用电量看，在经济上行期，我国电力消费增速一般快于GDP增速，在经济下行期，电力消费增速往往下滑更多。2000—2007年，经济快速增长，电力消费增速也比较快，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均大于1；2008—2009年，我国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分别下降至0.58、0.78。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行业之间，尤其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用电强度不同，重工业通常单位产值消耗能源较多，而轻工业单位产值消耗能源较少。工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70%以上，而在工业用电量中，六大高耗能行业用电占比又接近70%，因此高耗能行业电力消费变化对整个用电量影响举足轻重。一般来讲，经济回升的时候，重工业增长加速，从而带动电力消费加速更快；经济回落的时候，重工业增长回落多，导致用电量增长回落更多，由此带动电力消费波动大于工业产值波动。
从铁路货运量来看，受制于铁路运力限制，我国铁路货运量增速一般低于经济增速，而经济下行期铁路货运增速回落较多。经济上行期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旺盛，带动铁路货运量快速增长；在经济下行期，市场对大宗基础原材料运输需求迅速减少，导致铁路货运弹性降低，甚至出现负数。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铁路货运量增速下滑至0.9%，弹性系数仅为0.1；2010—2011年，经济快速回升的同时铁路货运量也较快增长；2012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速回落，铁路货运量增长明显放缓，甚至下降。
用电量、铁路货运量的新变化反映了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新进展
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的新常态，指标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变化，表现为在经济增速略有回落的情况下，用电量增速回落明显，铁路货运量增速出现下降。这种变化不是经济运行的逻辑发生了改变，也并非数据质量有问题，而是恰恰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
(一)用电量增速放缓是服务业比重提高、工业转型升级加快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的结果。
用电量增长放缓是服务业加快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的具体体现。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正在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服务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成为第一大产业。通常服务业对电力的消费低于工业，第三产业单位增加值用电量占第二产业的比例一般不到20%，在工业增长放缓而服务业保持较快发展的情况下，单位GDP用电量趋于减少。201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8.1%，比2010年提高3.9个百分点。初步测算，如果仅考虑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2014年单位GDP用电量比2010年减少5.4%左右。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同比加快0.5个百分点；工业增长6.0%，回落1.2个百分点。相应地，全社会用电量增长1.3%，回落4.0个百分点。
用电量增长放缓是工业加快转型升级的结果。由于高耗能行业对能源需求较多，而高技术行业对能源需求较低，随着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工业内部高耗能行业比重下降，高技术行业比重上升，必然带来工业用电量需求减少。目前，高耗能行业用电量占工业用电量的60%以上，初步测算，高耗能行业增加值比重下降，影响2014年单位工业增加值用电量比2010年减少4.8%左右。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较快发展客观上也影响用电量增长。比如，2014年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4%，比2010年提高0.4个百分点；而医药制造业用电量占全部工业用电量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
用电量增长放缓也是能源利用效率提高、能源消费结构优化的客观反映。在政府主动加大节能减排和市场倒逼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积极推进技术进步，促进了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2011—2014年，单位铜冶炼综合能耗下降22.6%，吨水泥综合能耗下降12.7%，原油加工单位综合能耗下降3.0%，电厂火力发电标准煤耗下降3.5%，吨钢综合能耗下降6.4%，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3.1%。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单位GDP需要消耗的能源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近年来用电量特别是工业用电增速放缓。初步测算，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用电效率提升，影响2014年全行业用电量比2010年下降4.1%左右。
(二)铁路货运量下降是经济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运输方式多元化以及生产力区域布局改善的结果。
传统行业加快调整导致铁路货运量下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多数大宗原材料进入产能调整期，大宗原材料运输需求大幅减少，铁路货运量进入下降通道。从国家铁路货运结构看，煤炭、钢铁等“黑货”占比超过85%(其中2014年煤炭占比为53.6%)，粮食、化肥等“白货”占比不足15%(其中2014年粮食、化肥和农药占比为5.3%)。初步测算，铁路货运量下降主要是由“黑货”运量下降引起的。煤炭、钢铁等“黑货”货运量自2012年起连续三年下降，其中煤炭运量三年减少7995万吨、钢铁及有色金属减少3114万吨，金属矿石减少2439万吨。今年1—8月份，“黑货”运量进一步下降11.2%，降幅比去年同期扩大8.5个百分点，导致铁路货运量下降9.8个百分点。
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减少铁路煤炭货运需求。近几年来，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不断提升，2014年，水电、风电、核电和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占比为16.9%，比2010年提高3.5个百分点。新能源的发展减少了对火电的压力，也降低了对煤炭的需求。2014年，原煤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66.0%，比2010年下降3.2个百分点。随着煤炭消费比重下降，绝对量也出现了减少，2014年我国煤炭消费量比上年下降2.9%，为10多年来首次出现下降。另外，近几年我国大力推动煤电就地转化、变“西煤东运”为“西电东输”，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煤炭运输量。2014年，煤炭货运量同比下降2.3%，影响铁路货运量下降1.2个百分点。今年1—8月份，煤炭货运量下降11.4%，影响铁路货运量下降6.1个百分点。
运输方式的多元化造成铁路货源的分流。随着我国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公路、水路和民航等运输方式快速发展，分流了铁路货源。相对于铁路货运，公路运输在商品物流的快捷性、灵活性方面优势明显，导致铁路货运中轻工业产品运输比重有所下降。2014年轻工业产品在铁路货运量中占比约为13.6%，比2010年下降0.9个百分点；铁路货运量占全部货运量的比重下降至8.7%，比2010年下降2.5个百分点；公路占比76.1%，上升0.6个百分点。
资源性产品进口与产业布局优化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铁路货运的需求。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处于低位，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加大了煤炭、铁矿石等资源性产品进口，从而降低了通过铁路从中西部地区运输资源性产品的需求。2014年，我国进口铁矿石比2010年增长50.7%，进口谷物增长2.4倍，进口原油增长28.9%。进口的大宗商品多通过水运，因而2014年水运占比达到13.7%，比2010年提高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加快转移。随着企业生产地与原材料产地更为贴近，资源性产品通过铁路长途运输的需求也相应减少。总之，随着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作用的加大，无论是企业、项目安排，还是进口地点与运输形式都在快速发生变化，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货运量无疑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增长与用电量、铁路货运量的关系，在新常态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们之间弹性值虽然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其内在逻辑性没有改变，总体上不是对指标运用的否定，而恰恰是经济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的客观反映。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要素资源禀赋条件逐渐改变，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转型逐步加快，使得在高增长时期形成的各种指标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趋势性的、规律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恰恰是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客观反映，符合宏观调控和政策目标的方向。因此，必须发展地、辩证地、客观全面地看待经济增长与用电量等部分指标关系出现的新变化，看到其背后的阶段性特征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变化，从而科学判断经济形势。
(王保安 作者为国家统计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