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江
反思资本下乡与农业“留守经济”化，是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必要前提。
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早始于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却不曾想，30多年后，当中国所有领域改革都进入“最后一公里”时，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却屡改屡挫。当年改革的先行者，反倒成了改革的羁绊。
但凡成功的宏观经济改革，几乎都有格式化的四部曲：初衷都有着天使般的高尚，中途经常会出现魔鬼，然后上演勇士降魔力破险关，最终取得胜利。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更是如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施行土地承包制、分田到户后，全国各行各业的改革开放犹如开闸放海，似潮水般汹涌了30多年。
然而，墙里开花墙外香。
尽管中国至今仍有3/4的人口是农民，但农业改革却远远滞后于所有产业。中国社会最让人心酸的场景，大多在农村：青壮年农民蜂拥远走城镇（很多还自带铺盖）；伴随留守儿童、空巢贫弱老人的是，中国农业本身演变成了一种“留守经济”。农业的留守经济化，最大风险是带来农业残障化。这一点，人们早就看明白了。
几十年来，围绕中国的农业改革，一个近乎哲学层面的话题是争论核心：一家一户几亩田的分散小农经济，是否能支撑起现代化农业大市场？是否能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
答案是否定的。于是，美国的农场经营制成了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目标。先是少数敢为天下先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更多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然而这种模式的家庭农场并没能大面积铺开，土地制度成为很大羁绊。眼看农民没了辙时，逐利的商业资本闻到了钱香。于是，有了近年来的商业资本下乡。
所谓商业资本下乡，就是城里的工商资本投资农业。一群群城里人，大手笔租下农户的地，这就是已经遍地开花的“农业公司+农户”的农业经营体制。此时，农村的经营主体不再是农户，而成了工商企业。这种模式按说是一大进步，农业终于可以摆脱支离破碎的小农经济，以规模经营优势，建设与大市场相匹配的经营机制。然而，魔鬼这时又附身了。
拿到土地经营权的企业，并不是都专心种地，他们有的与地方政府串通，将大量农耕用地用于房地产开发，所谓小产权房就是孽果。他们在规模经营的幌子下，蚁噬大片良田，最不可容忍的是，把本来已经有限的中国农业资源，搞得几乎连小农经济都不如。
原本想扮天使的资本下乡，不仅没有最终兑现高尚的承诺，反而带来两大恶果：一是恶化了留守经济，让国人以为，市场经济下的农业经营主体就该是资本，农业劳力有老弱病残就够了。二是侵吞巨量农业命根子的良田，为己谋取法外暴利。在这期间，资本逐利成了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指挥棒，而农田和农户反倒都沦为弱势群体。
当农业现代化竟然出现“农业脱媒”时，中国的现代化农业何在？粮食安全何在？可持续发展根基何在？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对农业留守经济化采取零容忍的时刻。坊间盛传，政府将提出坚持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最新改革目标，这将是本届政府也是中国未来发展最大的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