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层层深入解决问题
提升中国制药企业研发创新能力，三位专家给出了三方面建议。
第一，构建监管体系，提供政策支持
卓永清建议，中国可以考虑适当调整监管条例，加强与全球监管范例的一致性，强化提升临床配套设施，来为本土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奠定良好基础。缩短临床试验申请CTA的审批时间。放开进口新药在中国开展一期临床试验管制。参照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ICH的严格标准，统一监督流程和要求。建立起一个药物审批的上市许可人制度。完善药品评估和审批流程，提高质量标准和监管规范。
于明德则认为，创新药研制艰难，国家应该给予政策支持。这些政策包括进医保等——先进的新药，国家应该给予宽松政策，研发出来马上进入使用，或者不要限用，让企业尝到回报的甜头，提高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提高审批效率。目前，新药在申请临床前的备案或者请示批准过程大概需要20多个月，而国外只需要1个月多一点，这明显能看出效率上的差异。这与我们国家负责具体审批工作的人员总数少，请批数量多有关系。政府可以增加审批人手，或者放权给各省，两条路都可以提高审批效率。
此外，医保制度和支持创新的制度中间有一个缺位，应该衔接起来。国家之所以不能马上让创新药进入医保是因为财力不足。所以，既要考虑国家的财力负担，又要考虑支持企业创新，不妨出台按比例给付的政策。支持创新药进医保，进基药，进新农合，然后根据财力的大小减少给付的比例。例如别的普药75%报销，新药可以60%，50%，甚至30%，拿出支持创新药进医保的态度。
第二，制定激励机制，合理奖励创新行为
创新需要通过奖励来进行激励，卓永清认为不妨通过定价、市场准入和税收优惠等有效措施来保证研发活动的可持续性。通过快速市场准入鼓励创新，帮助患者尽早得益于新药。通过合理定价奖励创新，确保为患者提供优质安全的药品。不断完善GMP标准并加大执行力度，对首仿和差异化的仿制药实施区别定价，比如保持30%的价差等。
针对这一点，于明德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奖励还需要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比如加大对创新活动的财税激励，加强落实针对研发活动的税收优惠制度，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创新型医药企业。现在政府财政力量强大了很多，当前，我国财政收入达到11.7万亿，相当于90年代末的5倍还多。政府有能力支持企业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医药企业所要做的就是认清形势，把握条件，做好本身的技术工作。
第三，完善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创新
保护知识产权是对创新的尊重。首先要减少新药定义的模糊性。更好地将创新药品的监管审批流程和专利管理体系相结合，强化专利联网系统，避免或减少耗时耗力的法律争端。其次，遵循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惯例，维护和强化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确保生物医药产品的知识产权得到充分保障。对于那些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应追究其责任并给予相应的惩罚。再次，加强工业、大学和科研机构间的合作，加快产业化步伐，提高研发实力。拓宽国际合作渠道，推进本土企业与跨国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新产品，进入全球市场。
同时，创新离不开人才，要加强对人才的吸引和培养，加强引进海外人才的力度，鼓励开展产业专业培训。过去企业的创新性不高与自身能力比较差有关系。在没有生存能力的情况下，仿制药做得都不合格，就更不要提创新了。现在既有技术基础，也有物质基础，还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送到国外的大量一流人才，现在他们回来了，正好可以给我国的医药企业创新工作提供巨大的技术、智力支持。（记者 马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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