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潜心研究政治，不是因为崇拜或害怕，而只是为了某一笔具体的生意。
在讲求实际的温州人看来，政治虽然让他们栽了不少跟头，但始终是一种可以为自己所用的资源。现在，温州商人潜心研究政治，不是因为崇拜或害怕，而只是为了某一笔具体的生意。
温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蔡克骄认为，温州商人的集体智能汇流成一股“老百姓经济”的民间力量，树立了市场经济“活力先锋”的新形象，但政治地位上的受压制和“自惭形秽”使得温州人产生了强烈的政治诉求。政治诉求膨胀不少温州人都记得，1999年，温州的瓯海区寮东村出现了新中国首例“村民罢免村主任”事件。
随后，每到人大政协换届，哪怕是村委会选举，温州总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温州商人一下飞机就径直往自己村里赶，因为当时各个村都在进行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据当地有关部门知情人士说，很多私企老板愿意出价30万元或者更高，就为了跻身“政界”，哪怕捞个“无品”村官也值得，这种政治诉求膨胀到连民间组织商会会长的位置，有时也会在商人之间争得你死我活。
“与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关。”这是100多年前奔驰公司的开山鼻祖卡尔·本茨对属下说的话。
私营企业主刘建国入党成了温州商人对上述话的一个写照。
刘建国入党的消息发布两天后，党的十六大召开。刘建国的企业拥有300多位雇员。
之前，新华社曾如此报道刘建国的企业——浙江长江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各地参观的人来到这里，能看到春的活力；慕名的客商来到这里，能感受到商业奇才的魅力；外地打工者来到这里能体会到无限的温暖；党政领导来到这里，能看到党建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照样能发挥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刘建国的5次入党冲动但此前刘建国5次要求入党被拒也是事实。
1999年3月，刘建国写下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半年后，他参加了温州市经委系统的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但之后有关通知他说，根据有关规定，民营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0年12月，刘建国在公司建立了党支部，还聘用了一名外地复员军人出任支部书记。
2001年，刘在温州代理的空调销售业绩达到1亿元，占浙江全省空调销售份额的六分之一。但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还是被拒绝了。
“我的入党动机，无非是搞好企业管理，努力服务社会，更好地带动职工拥护党和政府。我年轻、我有钱、我要求进步，这有什么不好？”刘建国曾对当地媒体表示。
浙江省委副书记乔传秀之后专程到刘建国的公司，详细了解公司发展历程及党建工作情况。她对刘建国致富不忘回报社会的做法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对他说：“企业要做大做强，政治上要积极要求入党。”
刘建国聘用的公司党支部的支部书记徐志久说：“非公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吸收民营企业主当中具有代表性的先进分子入党，是中国经济生活发展和政治生活变化的必然，为什么要把一位先进代表人物‘放在外边’？”共求利益最大化温州“双扣”是温州地方牌类游戏，规则类似普通的“争上游”，所不同的是游戏需要两副牌，游戏的方法是配合的两方要尽快将手中的牌出完。游戏的关键是，只要合作的双方利益均衡，最终赢得的利益能最大化，双方就联合往对手的痛处出牌。
这种牌理已经被温州商人玩到了现实生活中。
企业从悄悄地赚钱到借助政策和政府的公关需求（即树立公众形象），巩固企业的根基，已经成了温州商人的“共识”。和商人的政治敏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州官员的现状，政府工作人员对“吃皇粮”的工作并没有过多优越感，官员们对干出一番事业的民营企业主的态度可以用佩服来形容。
曾有机构对温州市260名政府部门的干部、职工进行调查，93%的人认为“致富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调查显示，54%的温州人“不要乌纱要铜板”。
温州的普通官员们常常嘲弄自己的官位：“我们这里当官不能有架子，如果企业觉得官员没水平，对其没帮助，其是不会理我们的，顶多也不过是给点面子，表面客气。但若企业不给面子，我们也没办法，别说为难企业，就是稍微有点拖延，他们都有可能去告状。他们中好多人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他们可以直接把意见反映到高层领导那里去。”
一位温州服装企业负责公关的经理说，对政府或是官员的公关，不一定就是花钱买路，更重要的是要适应中国“熟人社会”的国情。
据他介绍，温州的企业里都有专人负责和政府的各个分管部门打交道。这些人的工作规律是：隔一段时间，就到对口的部门去坐一坐，和办事人员聊聊天，拉拉近乎，偶尔请他们吃顿饭。还有，就是捐助政府的公益事业，帮助官员树立政府形象。
“我不会指望这样就能让政府违反原则替我办事，”一位温州企业的高层说，“但有时候，他们把我当作朋友的话，就能提供给我很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