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定价权，几乎全面崩溃。进入21世纪，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渐渐出现了“中国买什么，国际市场就涨什么；中国卖什么，国际市场就跌什么”的怪现象。
在进口方面，因为商品暴涨而无法控制，财富正被白白掠夺，每年石油“亚洲溢价”给GDP造成的损失达到0.08％－0.20％，铁矿石至少多付出7000多亿元成本。在出口方面，商品上涨缓慢或持续降价，应有的利润大大流失。与之对比的是，在出口方面，“中国制造”却以低价格如潮水般涌向世界各地的货架。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排名第二的背后，是我们进口高价的原材料，再利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生产出廉价的出口商品。其实质是用廉价的生产要素价格补贴发达国家，而本国国民福利却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水涨船高。此外，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美元贬值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正在加剧中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众多，但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体制运行不畅，我国多种基础性商品仍旧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调控，难以灵活适应国际市场变化。二是企业意识落伍，由于历史的原因，企业形成了始终以生产加工为中心的惯性，对国际贸易惯例和规则缺乏足够的把握，风险意识严重不足，规避风险的手段薄弱市场因素。三是市场发育不全，现货市场贸易量巨大，但期货市场发展严重滞后，期货与现货市场脱节，市场没有提供足够的回避风险工具，在国际上无法体现中国自己的声音。
针对于此，市场从业人士为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加大采购量、换采购商、推出自己的期货品种，而国家酝酿4年的国家矿产地储备战略试点也即将推出，首批试点将围绕煤炭和稀土资源展开，这无疑是谋求话语权的有益尝试。但可以断言，此类局部性努力无法根本性改变目前的困难处境。实际上，当前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越来越强，其价格已不完全由供求关系决定，国际对冲基金、投机资金对其影响不容忽视。
贸易定价权错综关系复杂，如要有所作为就必须采用一些特殊而有效的手段，寻求供求关系、金融操作等方面的突破：一是加快发育商品期货市场，充分利用国际游戏规则，以利于形成大宗商品的“中国价格”；二是尽快花大力气建立国内和海外的商业营销网格体系，掌握营销渠道的自主性，逐步减轻以致最终消除对西方营销体系与渠道的依赖。三是借力衍生品市场，可在中投公司之外，另设大宗商品类(如石油、能源等)主权基金，更为专注且专业地投资于大宗商品的资源开发、生产经营以及贸易等领域，如此必能增强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言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