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寄予厚望的韩国G20峰会，几乎是悄无声息闭幕，除了重复原则性的政治宣言，人们把矛头指向了美国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QE2）。这寓意一个新的时代来临，用西方世界的语言描述就是权力东移。全球金融危机后G20取代了G7，现在G7已经迅速失去了在G20的主导性地位，而美国的QE2将历史性地开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西方将走向漫长的衰弱。
QE2意味着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美元将会逐步失去国际储备货币的强势地位，美国赖以维持全球霸权地位的基础就是军事能力以及以其为支撑的强势美元体系。尽管QE2对美国的出口和就业并没有明显的作用，却发出了降低国家信用的信号，这也是美国共和党以及部分政治精英正在试图阻止和取消这个政策的原因。但是，正在加速累积的巨额债务和社保黑洞除了美元贬值之外，美国并没有别的方法自我救赎。
这场危机本质上是“北大西洋危机”。在未来一个漫长的时期，全球经济将作出艰难的平衡，对于西方而言，巨额债务、老化的人口结构、高福利包袱等因素注定了他们的好日子到头，这将体现为他们货币的购买力逐步下降。而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将从制造者向消费者过渡，尽管很多国家的经济都很脆弱，但人口结构、储蓄率等因素决定了仍有经济增长的潜力。这将是战后世界的重大转折，因为西方获得了冷战的胜利，并拥有长达30年的大稳健时代，而现在，一切都要结束。
这种转折将为世界带来新的风险。发达国家的福利、就业等不可避免地恶化，会将内部的不稳定传递和影响到国际关系，并在极力维护旧的世界权力体系时变得敏感、多疑甚至暴躁。比如美国一方面实施损害全球以自救的QE2，一方面试图通过散布“中国噩梦”恐吓那些半推半就的盟友以巩固和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但是这种游戏的作用不会长久，因为世界已经进入去中心化的“个国主义时代”，在追求本国利益的时候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
各种无休止的争论和摩擦将填满这个大转折的时期，旧的世界体系会在一次次的僵持和各自为政中湮灭，而新兴市场国家也将耗尽所有的耐心，每个国家都在应付眼前的变化，秩序的崩溃和未来的幻灭感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日前，南非表达了希望加入“金砖四国”的意愿，印尼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而在欧洲，爱尔兰正在重蹈冰岛的覆辙，或许引起欧洲新的危机。
但是，与印度、巴西、俄罗斯以及印尼等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中国尽管是其中经济规模最大且增长率最强劲的经济体，经济结构和民主政治还未充分转型，还没有跨越后发展国家遇到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正在迎接一个大转折时代，因为中国若要行驶在增长的轨道上，必须经历一次重大的转型，尤其改变国内财富与权力有所失衡的局面。
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是先市场释放，给予市场力量过多的自由，但其产生了破坏社会关系的后果，引起经济危机、意识形态对立与国际间的战争。在经过“罗斯福新政”式的变革，如建立社会保障，规范劳资关系，重视教育平等后，西方才获得了可持续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取消了计划体制下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没有及时建立新的维持劳资平等的制度与福利体系，这种失衡正在破坏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内需的可持续增长。
因此，中国面临从重视增长效率向强调社会公平的大转折，增加民众的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而这个转折面临双重的障碍：首先，在重视效率的时期并没有实现要素市场化、市场自由化，而是存在要素管制和行业垄断，那么，从重视增长效率向强调公平的转型，将在税收、工资等方面增加非公企业的负担并影响到就业和内需，除非消除管制，给予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的权力。
其次，中国的转型其实是发展方式的改变，其本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但是，不管在政治角度还是市场领域，都存在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这需要通过增加民众博弈权力的改革才能化解这种阻力，否则，转型将会被延迟或缓慢的行进，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尖锐和混乱。
全球的再平衡与中国的再平衡，成为塑造世界未来20年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也是两者转折所需要的时间。对于中国而言，全球性的转折带来巨大的外部干扰，而起决定性的还是国内转型的成功与否，这也会影响到世界的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