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快产业调整和重塑价值链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在2016年不断加快跨境收购步伐，已在今年首次取代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海外资产收购者。
随之而来的，却是欧美市场对于中国企业的并购邀约态度渐趋谨慎。在近期，更是出现多起包括德国等在内欧美政府审查中企正常收购当地企业的事件，在其中“国家安全”、“收购背后体现政府而非商业利益”以及要求“投资和市场准入对等” 成为外国政府和相关利益群体所提出的三大主要主张。
以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投资委员会（下称“CFIUS”）为例，在2012~2014年期间，CFIUS共对358笔交易进行了审查，其中中国成为被审查数量最大的国家，该期间共审查了68笔来自中国的收购申请。在欧洲，德国成为中资企业并购的首选之地，然而以社民党人、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为首的一些政客却在舆论推动下意欲限制中企在德收购，更借机游说欧盟，希望在欧盟层面推出并购审查体系。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外国政府口中想要保护的“企业界”却往往并不买账。被收购的机器人制造商库卡多次表示欢迎中资，而持有照明企业欧司朗的西门子集团，也早表面对这一厂商已失去兴趣。德国包括《南德意志报》等精英类报纸在近日纷纷发表评论文章，让加布里尔把功夫下在正道上：与构筑贸易壁垒相比，要是能够同样卖力的构建德国的创新系统，就更好了。
然而究竟是什么力量，令中企海外并购频频受阻？
2016年并购狂潮招质疑
交易信息供应商迪罗基（Dealogic）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前9个月，中国企业进行的境外并购交易总价值已经达到1739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68%。
中企能够在全球掀起并购热潮，得益于多重因素。首先，中国对外投资审批环节自2014年开始愈加简化。在2014年，发改委颁布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商务部颁布了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在随后两年内各部位也出台多项措施鼓励实体经济“走出去”。
其次，人民币汇率在中短期仍处于贬值通道之中，考虑到远期汇率走势，一些企业以配置海外资产的方式对冲汇率风险，与此同时，由于金融危机后不少优质欧美企业经营不善，出现现金流问题（譬如爱斯强），亦亟待资产重组，而该类型企业所具有的高端技术和成熟品牌等亦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加快产业调整和转型，在延伸产业链、实现产业升级方面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此次并购之中，中企海外并购结构出现改变，从能源、矿石等初级材料领域开始向加工业和服务业延伸，在高科技及高端制造业方面多有斩获，且中资在所有非资源领域的投资都有显著增加，投资领域遍及金融、工业、高科技、娱乐和房地产，体现了中国买家对目标资产更加成熟和多样化的认知。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欧美的舆论界在过去常年批评中企大规模投资于资源领域，投资模式和领域都过于单一，然而当中企转向非资源领域投资后，其舆论又导向中方的这种大规模投资目的不纯，即有组织性、选择性地收购外国的高新技术。
这种指责在中资收购德国机器人制造商库卡之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高峰。库卡被德国视为其“工业4.0革命”的五大巨头之一，曾于1973年研发了第一台工业机器人。彼时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都较为含蓄地表示希望有德国企业可以竞标出价，“顺便提一下，德国的任何人都可参与库卡交易。”中方可以收购库卡这样的企业，令一些德国政客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质疑中企收购目的
在中企收购受阻的案例中，通常“国家安全”和“政府主导”成为两个常见的导火索。
最高调的倾向于援引“国家安全”为原因拒绝中资收购的机构就是CFIUS。
CFIUS的审查通常是保密的，数据滞后一年公布。在2012~2014年期间，CFIUS共对358笔交易进行了审查，其中中国成为被审查数量最大的国家，该期间共审查了68笔来自中国的收购申请，其次是英国（45笔）、加拿大（40笔）、日本（37笔）以及法国（21笔）。
近日，亦又有美国12位参议员联名致函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Jack Lew），要求政府阻止中国铝业巨头忠旺国际收购美国爱励铝业公司，理由是“直接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并称“包括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都可能与中国军方有关系，这增加了风险，可能让美国技术落入不该拥有其技术的人之手”。
在欧洲，以往上述情形十分少见。但在此次中资企业收购德国德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爱思强（Aixtron）的并购中，德国经济部亦以该收购案涉及“安全问题”收回了此前的收购许可。
随后德国媒体爆出，这是因为美国情报机构向德方提出安全警告，担心中国将爱思强公司的芯片用于核项目，从而导致德方态度转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对此表示：“评估两国企业间本着商业化原则的正常投资行为，如果任由第三方势力出于各种利益考量去干扰，恐怕有悖于中德经贸投资合作的初衷，也不利于两国企业和民众的利益。”
在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收购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的行为亦被相关国家政界怀疑同国家主导相关。
此前加布里尔放言，中国在德国开展了“买买买”之旅，拿着一个感兴趣企业的长单子，并对有战略重要性的关键技术有清晰的目的。
他还在欧盟层面力推投资审查政策，并由德国经济部撰写了名为“欧盟层面投资检查关键点建议”的文件，计划推出以下措施：第一，如果欧盟外国家外资收购者收购股份达到了董事会投票权的25%以上，政府有权阻止这一收购行为；第二，如果投资身后有外国政府身影，那么欧盟有义务做出干预。
上述第二点又分为四种情况：第一，投资受到产业政策引导；第二，政府补贴投资者；第三，收购企业为外国国有企业；第四，投资者来源国中，德国企业进入该国的准入十分有限。
近日，美国商务部长珮尼· 普利兹克（Penny Pritzker）在一次发言中亦批评中国半导体产业政策，称美国不会允许中国通过国家政策干预市场。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1月3日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一向主张各国共同努力，坚定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保护主义，为相互之间的贸易投资合作创造公平透明的良好环境。”
要中方开放却先关闭自己的市场
在指责中方有目的性地收购之外，加布里尔还试图做两件事情：第一，将中资在欧洲收购同“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挂钩；第二，指责欧盟企业在华得到不公待遇，要求中方对欧方开放更大的市场准入。
首先，在法理意义上，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与加布里尔的议程毫无相关性。然而，面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到期，欧盟在履约之前仍希望同中方尽可能博弈。
对此，华春莹明确指出：“如期履行第15条，对中方来说，是恢复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应当享有的权益，而不是中方额外的要求；对包括欧盟在内的其他WTO成员来说，是应尽的法律义务和应该遵守的多边贸易体制规则，而不是对中方的特别优惠。”
华春莹表示：“欧盟作为WTO重要成员，对此应该非常清楚。我们希望欧盟讲信守法，不折不扣履行第15条义务，不要顾左右而言他，找借口拖延，更不要讨价还价，附加额外条件。”
其次，在中国市场开放和市场准入问题上，一方面包括德国戴姆勒公司总裁蔡澈等在内的德国企业界大佬都在近日纷纷接受采访并表示要对中国有多点耐心。
而在10月31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法国外长艾罗共见记者时，特地借此机会就近期外界对中国投资环境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出现的议论作出回应。他指出，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简单地以高度发达国家的标准来判断和衡量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缺乏科学性和可比性。而如果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横向比较，中国市场开放的速度、幅度显然都名列前茅，已是最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之一。
另一方面，客观而言，数据并未显示德国乃至欧洲企业在华投资受阻。综合外交部提供数据显示，近年欧洲对华投资额持续攀升，当前欧洲在华投资存量远大于中国对欧投资规模。德国在华企业多达8000余家，中国在德企业不到2000家，而中国人口是德国人口的16倍。另外，今年头9个月，德国在华投资增长120%。
相较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约1.1万亿美元，对德投资存量不足80亿美元，仅占0.7%，还有很大上升空间。与之相比，目前德企在华共8000余家，累计投资超过600亿欧元：中资企业在德国出现并购狂潮、增速快，实则是因为基数太小。
对此，德国企业界人士纷纷警告政府，不要提高针对中企对德企收购的门槛，并强调中国发展对于德国而言“是机遇不是威胁”，贸易保护主义并不可取。
实际上，加布里尔所在社民党在今年的地区选举中一败涂地，而在2017年大选之前拥抱贸易保护主义向来是刺激选举选票的灵丹妙药。
商业资讯公司ALACO分析师费舍尔（Martin Fischer）则称，德国2017年大选临近，德国从来都更乐于做一个投资者而非投资接受国，目前中国的投资狂潮引发了一波贸易保护主义情绪，而一些德国政客则在其中寻找机会，积攒政治资本，譬如加布里尔所在的社民党。
“虽然社民党认为敲响贸易保护主义大鼓可以吸引选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政策。”费舍尔说，譬如德国机械工程协会就警告这种行为的危险性，并敦促议员们把力气放在游说中国开放更多市场份额上。
“也许在选举年，屏蔽一些收购行为是张好牌，但是这种行为无法帮助德国中小企业。”费舍尔说，因此这些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恐将弄巧成拙，伤害到那些他们本想保护的企业。
而正如蔡澈在接受德国《商报》专访时亦所指出的：德国经济的强大就在于经济和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彼此分隔，要保持这种分隔，而调控式的干预不会带来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