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韩朝华研究员在6月30日召开的中国民营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指出，发展非公经济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用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办法来发展非公经济，而不是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发展非公经济决不能变味。用计划经济思维发展非公经济弊病多多
韩朝华说，今年2月份国务院发布的《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可视为中国在民营经济政策上一次大的进步。这项文件的重要贡献在于第一次确立了要给国内非公有经济以“国民待遇”的政策取向。这包括向非公资本开放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金融服务等历来由国有资本一统天下的垄断性领域，允许非公资本进入教育、科研、文化、基础设施甚至军工领域，进一步鼓励非公资本参与国企改革和西部开发等等。
这样一种全面开放的姿态显示出中央政府在政策理念上结束了对非公有经济的不信任和不放心，开始真正视非公有经济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营经济从此在中国就获得了完全自由的发展空间。因为，“意见”只是提出了一系列原则性的要求，其中的许多方面与不少现行政策和法规抵牾。目前，面临着全面的政策、制度转型，需要警惕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在这种转型过程中的再现。这里所谓的“计划经济思维”，主要是指政府动用各种政策手段，以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的方式，扶持和保护少数“支柱产业”或“龙头企业”。这种做法弊病很多。
首先，它会使政府财源和地方经济发展面临较高的风险。因为，企业发展和经营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显赫一时的企业因一步不慎而迅速衰败的例子屡见不鲜。政府过度保护和扶持少数“明星企业”，会使政府税收和地方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少数“利税大户”。这种情况下，当市场、技术、需求等因素发生重大变化时，这少数几家“明星企业”又适应不良，丧失优势，地方的经济增长便会顿失“支柱”，财政收入也会受到严重拖累。那时，为了维持政府税收、避免经济动荡和社会不稳，政府势必出面挽救已丧失竞争优势的企业，从而使政府和企业都陷入软预算约束的泥沼难以自拔。
其次，政府一味保护、扶持少数明星企业的做法其实不是扶持企业，而是对企业生命力的慢性扼杀。企业的生命力源于市场竞争，只有不间断的竞争压力和出局威胁才能保障有潜能的企业不断进取，更上层楼。而一味依靠政府扶持和优惠获得竞争优势的企业容易在企业内部形成相应的文化氛围、人才结构和行为定势。它们很难真正将自己的主要资源投向技术创新、严格管理、完善服务、满足客户需要等方面。这样的企业一旦丧失政府资源和行政保护，将难以适应市场竞争。鼓励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需要消除对它的歧视，但无须向它提供特殊优惠。政府要真想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根本转换职能，变换角色，刷新思维，放弃任何有碍公平竞争的政策，确保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
更重要的是，过多的行政保护和政策优惠容易导致新型的政企不分。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各地政府已很少固执于原来那种优待国有企业、歧视民营企业的传统发展思路，而是不论是否公有，只要是大型企业、成功企业（利税大户），就给予多方扶持和保护（即所谓“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对于有能力上大项目的民营企业更是宠爱有加，在征地、融资、税收、招工、能源供应等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多种优惠，尽可能降低企业的成本。这常常使民营企业能在获取资金、土地、能源、人才等稀缺资源上以远低于市场水平的代价大量获取并占用这类资源。
作为民营企业，当然喜欢这样的政府干预。因为，有了这样的行政干预和政府支持，就可以拿公共资源来“玩”过程，赢了是自己的，亏了是国家（民）的。于是，经营风险得以屏蔽，投资决策变得简单。民营企业的老板们也会像国有企业的老总们一样，成为投资上的“风险偏好者”，并患上“资金饥渴症”。这样的两种行为倾向结合起来，就成了新形势下企业软预算约束的温床。当民营企业可以不主要靠自有财产来发展时，运用私有资产时的谨慎和严谨就让位于好大喜功的大企业梦。这样的非公有企业一旦多起来，成为中国经济中的常态，难免诱发权力与资本的串通，使政府被私人资本所挟持。那样的话，权贵资本主义离中国也就不远了。
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等于偏袒非公有制企业的所有行为，更不等于政府凭借行政手段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以扶持和保护少数非公有企业。鼓励和支持非公有经济发展的关键应在于废除任何限制市场竞争的行政限制，转变政府职能，对所有经济主体一视同仁，而不在于向非公有企业提供多少政策优惠。民营经济也亟需改变政治公关倾向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也在不断增强。由此，中国民营企业的行为和制度取向也将对中国的社会转型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否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仍然值得注意。
中国的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过程的产物。在改革开放初期，民营企业不能享有与国有企业同等的经济、社会待遇，在发展上受到了多种有形和无形的限制。在这种制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与一般成熟市场经济中的成功企业家不同，对他们来讲，要想获得成功，除了必须对市场商机高度敏感外，还必须具备在政府官员中发展个人关系的公关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政治公关能力甚至比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更重要。因此，中国的非公有企业在行为上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政治公关倾向：重人情网络，轻公平竞争；重政治公关，轻技术创新；重暗箱操作，轻法治规范；重“点石成金”的取巧，轻“十年磨一剑”的实干；重外向扩张，轻内向管理。这不是一种正常的、规范的市场经济主体行为模式，而是更多地折射出了行政权力干预经济生活所导致的企业行为扭曲。如果中国的民营企业今后不能超越这样的发展套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将受到阻碍。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需要中国民营企业更积极地推动政府职能转换，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讲，被动地等待和依赖中央政策转换的时代已经结束。民营企业应该以一种更积极的姿态，为中国的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换和社会转型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同时也是为民营企业自己争取更理性、更自由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