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和伦敦先后发生的罢工事件中，很容易就能找出些共同点来：两个城市都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都属于倍受“多极主义”者诟病的盎格鲁-萨克逊国家，都发生在对公众生活影响密切的公交系统。
但其中也包含着微妙的差异：纽约的公交大罢工在圣诞来临前嘎然而止，英国伦敦地铁工人把罢工“悍然”放在除夕到元旦期间。
这为大西洋两岸在节日出行的人们制造了“悲喜两重天”的感受，也折射出了欧美不同的劳工制度和社会发展模式。
欧陆工会是“齐天大圣”
在欧洲大陆，工会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罢工，比如要求涨工资、缩短工时、反对歧视等等。因为工会力量非常强大，有时甚至可以与政府平起平坐。例如欧盟各国首脑每年举行春季会议前，都要与各国工会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经济问题。
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的劳工法律，十分注重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即所谓的“莱茵模式”，追求“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待遇。工会和工人组织罢工也就没有后顾之忧。因此，罢工、甚至全国性大罢工在西欧也不鲜见。
去年，法国铁路、航空部门多次罢工，导致“欧洲之星”停开、大量航班取消。在比利时，由于政府决定改革退休金制度，也爆发全国性罢工，政府工作人员、老师都卷进来了。记得罢工前一天，本报记者的孩子从幼儿园带回老师的一张条子，上面写道：“明天老师要上街罢工，请您理解。”
必须理解的是，罢工示威并不意味着对抗和暴力。在西欧，罢工意味着可以轻轻松松去度假；示威意味着要过“狂欢节”，众人打着彩旗、标语，画着脸谱，招摇过市去过把“大闹天宫”的瘾。
近年来欧洲大陆持续的经济低迷，已引起人们对这种劳工制度的反思。但总体来说，改革步伐尚未迈开。
英国工会戴上“紧箍咒”
相对于势力强大欧陆工会组织，英国工会已经是昨日黄花。
在1980年以前，英国的劳资关系的基础是自愿主义(voluntarism)，即极力避免政府和法律的干预，强有力的工会便是自愿主义的必然产物。
到上世纪70年代末，英国加入工会的人数高达1340万人，工会密度超过五成。强大的工会动辄威胁罢工，而且可以制裁不支持抗争的会员。这导致英国劳动成本过高，产业竞争力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
上世纪80年代，英国工会遭受“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重大打击。动辄罢工成为历史，全国性罢工极为鲜见。撒切尔夫人和其继任者梅杰通过渐进的方式，大规模修改劳工法，以压缩工会发展空间。
这些措施包括：不准“工会工厂”(即劳工进入该工厂必须加入工会)存在，工会会员必须以秘密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工会领导层和决定工会基金的管理；限制罢工范围，取消工会免责权，要求工会赔偿非法罢工所造成的损害。
这次伦敦地铁罢工首次选择在新年进行，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指责，包括一些地铁工作人员自己也投票反对。在这次罢工中，伦敦275个地铁站台中只有37个被迫关闭，铁路工会面对罢工失败，不得不宣布1月8日再举行一次，以挽回面子。
总体说来，撒切尔夫人的政策是成功的，加上后任者梅杰和布莱尔的努力，英国已经从当年欧盟数一数二的穷国成为欧盟第二、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美国工会被压“五行山”
无论如何，罢工在英国还是屡见不鲜，因为工会在英国还有一席之地，包括布莱尔首相所在的工党，历史上与工会大有渊源。
而在美国，工会从诞生时起就遭到资方的顽强抵抗，当时资方甚至要求工人签订禁止加入工会的“黄狗合同”(yellow-dog contract)。1880年至1932年间，政府经常以维护社会秩序为由，派遣联邦军队镇压罢工。这一时期的激烈罢工，由于资方雇用的人与工会发生冲突而造成无数人死亡。
罗斯福当政以后，通过了形形色色的法律改善了劳资关系，劳资双方在二战后度过了20多的年缓和时期。
到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信息社会的发展使制造业相对缩小，年轻的新工人不再需要工会来推进他们的事业，在高技术计算机公司中，思想独立的年轻雇员对限制个性的组织不感兴趣，于是工会日益式微。
数字显示：1945年，三分之一以上就业人员为工会会员；1979年，美国劳动力中工会会员比例跌至24.1%，而1998年的比例是13.9%。
与前几十年相比，如今资方不太情愿提高工资和福利，也更露骨地反对工会组织工人。资方更愿意在罢工时雇用破坏罢工者，并在罢工过后留下他们继续工作。因此，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罢工次数屈指可数。只有制造、交通这些传统的产业还有工会组织罢工，而此次纽约公交罢工已经是25年头一次。
美国政府对非法罢工持打压态度。1981年，里根总统坚持解雇联邦航空管理局非法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人员。而且，美国法律允许工人扣留部分工会费用，以支持或反对政治候选人的会费，这也削弱了工会。另外，许多州法律规定禁止公共工人罢工。这次纽约公交罢工，该州法官琼斯就裁决对工会处以每天100万美元的罚款。
为了反对这次罢工，连妨碍反恐的理由都提出来了。纽约要再来一次公交大罢工恐怕要过若干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