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文
中国财长金人庆与央行总裁周小川近日破天荒获邀参加七国(G7)财经首长会议。虽然汇率问题没放在正式议程中，更没有印在晚宴的精美菜单上，想必在宾主之间客气的对话与磋商中难避此题。
首先，从经济角度而言，虽然世界经济在2004年度的增长势头强劲，但地平线上浮现了令人不安的阴云。美国的联邦预算赤字与经常账户巨额逆差，以及国际油价的飙涨，可能推动通货膨胀与利率水平的大幅上升，对世界经济与就业增长产生负面冲击。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已超过6000亿美元，占GDP的5%以上，历史上未曾有过如此大的失衡。虽然外国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元在过去两年中还是不可避免地持续走弱。但美元相对于欧元的大幅贬值迄今对美国的经常账户不平衡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校正性影响，原因在于日本、中国与墨西哥的货币跟着美元亦步亦趋，美元按贸易加权的汇率贬值程度其实不大，意味着美元需要进一步大幅走弱。美元的崩溃将使通货膨胀的预期更趋恶化，导致市场利率上升，从而使美国与世界经济的增长前景转趋暗淡。
基于对这种风险的忧虑，美国、G7与IMF都把注意力投向了中国。中国是全球第三大贸易国。美国的经常账户不平衡大约1/5源自中国。而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挂钩，所以人民币重估与升值的呼声不绝于耳。
其次，从政治层面考虑，美国的总统大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制造业劳工失业、白领服务职位外包流入印度与中国、经常账户巨额逆差、油价等问题相互交织，刺激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客观公允而论，布什政府虽在国际安全与军事上强硬蛮横，但在国际贸易政策上总体而言还算理性温和。国会、劳联与五花八门的游说组织与特殊利益集团一直围绕中国汇率问题纠缠不休。2004年前三季度布什政府就曾两度否决了专门针对中国汇率的歧视性贸易提案。问题是在选战难分难解之际，白宫会不会在保护主义势力面前屈服？
美国作为中国举足轻重的经济伙伴，其对于人民币汇率的立场与要求不管合理与否，中国自然不可全然漠视。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也非常必要重新评估现行汇率机制。
无论从经济学理论、国际经验还是中国的国情来考虑，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都不合时宜，也难以维系。它的一个根本性缺陷是使中国作茧自缚，丧失了货币政策的主导权。
现行汇率制度对中国造成的困扰，在此轮宏观经济过热中表现无遗。在固定汇率下，国际收支持续盈余与资本流入，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内货币与信贷过度扩张，从而引起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事实表明，央行的对冲操作难以消除外汇储备资产迅猛增长而产生的货币供应。国内银行体系越不健全，风险管理与信贷配置的能力越弱，国际收支盈余最终诱发过热与泡沫的风险就越大。政府宏观调控行政手段主要针对特定的所谓过热行业，但整体经济的流动性过多才是真正症结所在。
遗憾的是，在名义汇率稳定与国内物价稳定之间，中国选择了前者而牺牲了后者。而通货膨胀压力的不断上升，导致了人民币真实汇率的升值，事实上已损害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使得维持固定汇率的惟一理由也丧失殆尽。而与此同时，还授人以柄，让美国与国际上许多人平白无故地指责中国维持“人为低估”的固定汇率以图不公平竞争优势。
在过去两年国内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辩论中，认为浮动汇率必将导致人民币大幅升值，从而必将降低出口竞争力的意见广为流行。正是这种对人民币必然大幅升值的不合理预期与对人民币升值的非理性恐惧，妨碍了中国及时果断地改革汇率制度。
虽然一年前调整汇率的时机更佳，但现在行动也犹未为晚。主动放弃固定汇率，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可使中国重新得到对货币供应的自主控制权，将大大提高包括利率工具在内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从而减少政府实行宏观调控时对传统行政手段的依赖，有利于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灵活汇率制度也可帮助中国有效应对包括原油价格在内的各种负面冲击，改善贸易条件。中国在履行WTO协议方面的成绩举世共睹，而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可进一步遏制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化解各种因汇率引起的贸易摩擦，有利中美关系良性发展。
中国主动采用灵活汇率，既符合本国最佳利益，又可在国际上得分，如此一石二鸟之举，何乐而不为？
作者为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