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约翰·巴费斯——— 农产品贸易改革是脱贫关键 1月10日,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发布报告《全球农产品贸易与发展中国家》,该报告耗时一年,由20位经济学家在多个国家调查研究之后出台,旨在推进全球贫困问题的解决,并指出最佳的方式是实行协调的全球政策自由化。 “为了减少贫穷,我们必须为农村人口增加市场机遇。”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约翰·巴费斯(John Baffes)告诉记者。 1月10日,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发布报告《全球农产品贸易与发展中国家》指出,农产品贸易改革是减少贫困的关键。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近70%生活在农村,农业改革、尤其是全球贸易自由化,将有助于他们改善生活。 该报告耗时一年,由20位经济学家在多个国家调查研究之后出台,旨在推进全球贫困问题的解决,并指出最佳的方式是实行协调的全球政策自由化。该报告分为两部分,在提供对全球农业贸易和贸易保护研究的同时,对单个商品———包括食糖、大米、小麦等进行了综合分析,说明严重的贸易扭曲现象阻碍了贸易交流,压低国际市场价格,阻止生产者进入市场或延误没有竞争力的生产者退出市场。研究也表明,改革将会带来巨大收益,并确认了全球模拟的结果。 在肯定贸易自由化将大大促进贫困减少的同时,该报告毫不隐晦地指出,贸易保护主义仍然是目前全球贸易谈判中最具争议的问题。如果工业国和部分中等收入国家不减少农产品的贸易保护,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只会导致商品的生产过剩和价格下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增产不增收的局面将依旧无法改变。 作为该报告的撰写人之一,约翰·巴费斯负责其中“特别商品”棉花和咖啡部分的研究。北京时间1月13日晚,他在华盛顿总部接受了本报记者越洋电话采访。巴费斯指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各种体制和教育等多个层面”。阻碍发展中国家脱贫的因素里,农业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报告的缘由 《21世纪》: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做这样的研究和报告? 巴费斯:我们注意到,在决策制定者和贸易谈判者之间通常会有一条鸿沟,我们所理解的经济,和决策者、谈判代表所理解的经济状况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份文件,包括详细的重要商品的特别研究。我们认为这份报告的价值就在于有对某些商品的深入调查和相关政策的研究。同时,我们注意到已经有许多关于贸易改革或者贸易自由化研究的书籍或报告,但往往忽略了在每个部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其中的关联性。所以我们做这个研究,以便决策制定者有机会了解其中的信息。 《21世纪》:您刚刚提到的决策制定者和贸易谈判代表之间的知识鸿沟,具体而言,这条鸿沟带来了什么负面影响吗? 巴费斯:一方面表现在决策分析者身上,另一方面,在商品市场上存在各种非常复杂的政策干预。比如,棉花只在富裕的国家有补贴,而另一些商品在富裕和贫穷的国家都有补贴,比如糖。而某些商品只在发展中国家受到干预,比如花生。还有一些商品,像咖啡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政策干预。 《21世纪》:为了这份报告,您考察过哪些发展中国家?您觉得哪些问题是农业上亟待解决的? 巴费斯:应该说没有做关于这个报告的特别考察。每种商品都涉及不同的国家,比如,关于棉花的内容,我们就需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资料。包括非洲国家和美国、欧盟等提供补贴的国家。非洲国家有五个方面的问题很明显:一是缺少在农业上发展上的政策支持。很多发达国家的补贴和资金对价格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二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三是缺少资金支持,没有充足的银行和贷款支持。四是不便利的货运和交通。每一种不同的商品都面临着不同难处。 《21世纪》:有时候报告的资料来源很重要。巴费斯:对,问得好。有些资料是这些国家自己提供的,有些国家是我们自己到过的。比如,我个人对于有些棉花出口国比较熟悉。其他的作者也有关于某些商品和国家的独特的经历,这一点使报告看起来更完整和有效。当然,还有另外一些资料来自某些组织或者协会以及世界银行在当地国的代表处。 发展中国家的症结 《21世纪》:该报告的主要观点是,农产品贸易改革是消除贫困的关键。在您看来,提出这个命题的论据在哪儿? 巴费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贫穷是一个很普遍的特点。这些国家的许多人都生活在农村,靠出售自己的产品为生。一旦商品市场受到压制,他们的生计就会变得艰难起来。为了减少贫穷,我们必须为农村人口增加市场机遇。 《21世纪》: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一直无法走出增产不增收的怪圈?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哪儿? 巴费斯:产品数量的增加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减少了生产的成本。同样,补贴也增加了商品的产量,进而带来世界价格的降低。理想的状况是,这些商品能够转换到其他有利可图的部门去。然而,即使这样的状况能发生,通过减少补贴来增加二级商品(sub-sectors)的利润仍然是可行的选择之一。 发展中国家贫穷的原因是很多的。缺少基础设施、教育以及健康状况差等各方面原因,所以才有减少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的援助计划。 《21世纪》:目前农业自由化的改革重点在哪儿? 巴费斯:主要是两方面:提高价格和增加市场准入。最佳的方式是实行协调的全球政策自由化。主要障碍还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尽管日内瓦谈判达成了框架协议,农业保护仍然是极具争议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工业国对农业的高度保护,直接导致了坎昆会议的失败,并且在多哈回合中仍悬而未决。 《21世纪》:农业自由化一定会促进全球农业发展吗?我们知道,任何改革都会有利有弊? 巴费斯:农业自由化在某种程度上会有助于所有国家的农业发展,多数情况下,这是成立的,但并不能够有助于所有国家的农业发展。要看农业生产者在政策上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 《21世纪》:你提到了政策支持。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不利于农业发展,全球农业贸易自由化是很空。是不是在某些国家内部存在不支持本国农业发展的情况? 巴费斯:是的,特别是在贫穷的国家。还是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要看国家政策是否给予农业补贴以使其产量增加,是否因对农业收取过高的税收而使其产量降低,这一点非常重要。就中国来说,中国政府对于种植棉花的农民会给予补贴,所以中国棉花产量比其正常生产情况下的产量要高,这也会对国际棉花价格产生不良的影响。 《21世纪》:在什么情况下不会有助于农业的发展?怎么尽量避免其中的弊端? 巴费斯:最好的办法是继续给予支持,就如在报告第五部分提到的,退耦机制(decoupling system),目前这个体系在美国和欧盟国家运作得很好。比如在工业国家,如果农业生产部门没有获得政府部门的补贴,在农业自由化的条件下,他们将蒙受损失。相对于充满激烈竞争的自由市场而言,一个享受国家农业补贴的农产品价格要高得多,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情况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21世纪》:您的意思是说,除了经济的原因,还有政治原因? 巴费斯:是的,政治气候也非常重要。比如有的国家腐败严重,工作人员若不规范地操作,这也将严重阻碍农业的发展。 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 《21世纪》:农业保护主义是目前比较严重的问题,实际上保护主义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我们如何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 巴费斯:这也是WTO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今年内我们会努力推进减少贸易保护主义,在各种谈判和会议中找到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政策的选择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难,主要是改革的可行性,这取决于既得利益的力量以及政府确定在多种目标中进行权衡取舍的能力。 《21世纪》:从您的角度或者说世界银行的角度看,您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巴费斯:最好的办法便是通过WTO和贸易谈判来解决,今年12月WTO将在香港举行会议,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会议能达成减少贸易保护的协议。五个月之后,我们会出台另外的一份报告,同样是关于农业问题的,将会按国别讨论各国政策,比如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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