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在香港召开的世贸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吸引了全球的目光。笔者在关注世贸组织谈判的过程中，有一个疑问始终萦绕脑际：发达国家在保护本国农产品贸易上为何如此坚决和强硬？
和每一次世贸组织的会议一样，这次香港会议依然是各成员国代表上演激烈交锋场面的舞台。密集谈判的焦点始终集中在发达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农产品关税、减少国内支持和取消巨额补贴等问题上。
回顾世贸组织的历次重大谈判行动，几乎每一次都是困顿在农业问题上止步不前。从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到WTO本次多哈回合谈判，发达国家拒绝降低农产品关税、减少国内支持以及取消巨额补贴，是造成谈判争吵不休、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发达国家完成了其工业化进程，便凭借其资本密集、高技术优势以及生产效率优势，成为贸易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实际获利者。但是，与不断降低本国工业产品保护程度相比，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贸易的保护程度却一直居高不下，甚至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有资料显示，发达国家每年对农业的补贴高达3500多亿美元，其中美国、加拿大、欧盟、韩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农产品保护程度高达33%到79%。
发达国家实行的巨额补贴以及设置的较高关税和技术贸易壁垒，不但使不发达国家的农业遭受沉重打击，也使得本国的农业生产和消费失衡，其国内农产品成本和价格远远高于国际成本和价格，造成消费者和政府负担加重，对其宏观经济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既然如此，发达国家为什么还要在农产品贸易保护问题上一条道走到黑呢？
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一是农业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使得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不能像工业生产那样随着资本增长和技术发展而成比例地降低，从而导致农产品在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日渐丧失，需要政府给予补贴或保护；二是由于土地的不可转移性以及与农产品联系的惟一性，导致农产品贸易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民生存和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问题，各国政府不敢掉以轻心。
这样的解释不无道理。然而，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的农业产值和农产品贸易在整个经济和贸易比重中所占份额远不如第二和第三产业。综合考虑，对农业的过度保护和补贴未必是十分合算的。
事实上，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上坚持强硬姿态的背后另有政治学的背景，那就是发达国家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组织化程度。这一点，看看在香港会议期间韩国农民声势浩大的示威场面就明白了。
其一，西方发达国家政治选举按区域划分的做法，使得该国的农民在政治制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成为任何政治家不敢忽视的重要选民群落。美国前总统卡特就是因为曾经把粮食禁运作为惩罚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武器，没想到反而伤害了本国农场主的利益，成为连任竞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发达国家各种农业专业协会或组织多如牛毛，其中不乏在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团体。这些协会在通过组织游说和示威抗议活动来维护农民利益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迫于背后农民们的巨大压力，发达国家的谈判代表在涉及本国农产品贸易问题时底线不厚，不敢不表现出强硬姿态。
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是大势所趋。我国已经加入WTO，它必将对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产生深远影响。面对农产品贸易全球化以及发达国家的保护政策，我国也应有相应的符合市场规则的制度规范和组织体系与之接轨，尽早改变2亿多农户一家一户式的分散经营模式，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加入WTO，就意味着我们应享有贸易上的平等权利以及履行平等的义务。如何在世贸组织有关农产品关税配额的问题上占据主动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我国农业和农产品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鼓励农民通过经济上的联合形成自己的专业合作组织，不仅会成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推进器，也将会加重政府有关部门在国际农产品贸易谈判中的筹码，进而有利于我国政府和农民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历史进程中更好地捍卫自身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