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资政策向何处去？今年以来，在围绕企业所得税与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的激烈争议中，这个问题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一种意见是延续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以便继续吸引外资，毕竟外资对我国的就业、资本形成、财政收入、国际收支平衡等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而周边国家的招商引资竞争力度正在加大，美国又通过了《本土投资法》，鼓励其企业海外投资利润回流，如果不维持甚至加大对外资的优惠力度，恐怕外资会减少，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决定因素是宏观经济
6月13日，商务部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有下降之势，可能会被视为这种意见的佐证：1~5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6437家，同比下降4.75%；合同外资金额649.71亿美元，同比增长14.8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23.66亿美元，同比下降0.79%。近两个月，外商直接投资下降趋势尤其明显，5月份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48.93亿美元，同比下降22%；4月份为40.8亿美元，同比下降27%。
然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决定性因素究竟是什么？是财税优惠吗？在6月23日发布的《外国直接投资与近期发展》报告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对于所有国家而言，决定跨境直接投资流向的首要因素是宏观经济形势，国际之间如此，一国之内同样如此。2004年东亚经济体宏观经济欣欣向荣，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屡创佳绩；西欧大陆国家宏观经济疲软，国际直接投资流入也萎靡不振，原因就在于此。
汇率是决定跨境直接投资流向的第二项重要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某些结构性因素也有利于他们吸收国际直接投资。首先是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国际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地点时不仅是在选择低成本的生产地点，而且越来越多地是在选择接近庞大的消费市场。这意味着人口众多且国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国家更能够得到外资的青睐。其次，放松管制、监管体制改革激励了投资者。
第三个因素是，国际贸易领域的重大变革对国际投资者产生了强烈的激励，其中尤以中国入世和国际纺织品贸易进入“后配额时代”影响最为重大。在上述决定因素之中，并无财税优惠措施的地位，单纯依靠财税优惠维持外资流入未必能够奏效。
“逆向歧视”的负面作用
相反，“逆向歧视”的外资优惠政策负面作用却日益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它损害了内资企业的竞争力，这种损害又以妨碍其更新设备、提升产业结构和吸引人才等问题最为严重，在某些产品市场上，我国“逆向歧视”的外资政策实际上甚至已经沦为某些西方跨国公司扼杀内资企业的帮凶。这些西方跨国公司一方面在中国投资设厂，利用中国政府的优惠政策在中国国内市场上排挤中国本土企业；另一方面在母国和其他国家/地区针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诉讼，荷兰飞利浦集团、奥地利镁集团都采取过这样的策略。它还扭曲了企业行为，激励内资外流然后以“外资”身份回流，通常估计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账面统计数字中有1/3左右实际上是这种回流的“假外资”，而在高度不透明的内资“外流——回流”过程中，又有太多的漏洞可供意欲侵吞国有资产的心怀不轨者上下其手。
“逆向歧视”的第三个后果是抑制了企业提高效率的内在动力。作为逐利的市场主体，企业内部不同人员群体的地位取决于其给企业创造收益的能力。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改善管理增加收益增进了社会整体利益，但对于企业自身而言，这条道路相对漫长、艰难；企业通过转换身份获取税收优惠，对全社会而言只不过是利益转移，但对于企业自身而言，走这条道路能够立竿见影地受益。这样，在一个存在“逆向歧视”的市场上，企业显然更加倾向于通过转换身份获取税收优惠，而不是劳心劳力地开展技术创新和改进生产管理。相应地，在这样的企业内部，更吃香的是善于“政府公关”获得财税优惠的人，技术和管理人才则受到冷落，而这种结局显然不符合社会整体利益。近年我国汽车企业纷纷走上合资道路，同时纷纷缩减乃至撤销研发部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逆向歧视”的第四个后果也许是最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我国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形成了潜移默化的损害。民族文化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高度重视维护和发扬光大本民族文化传统，弘扬民族自信。但假如对内资企业“逆向歧视”的财税体制导致国民普遍形成“外资企业＝高薪”而“内资企业＝低薪”的意识，弘扬民族文化的希望就注定只能是镜花水月而已。我国利用外资的成就确实非常令人瞩目，迄今已连续10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2002年更高居世界第一，但我国国民的实际财富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在利用外资的喜讯声中悄然流失了。
进一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可能不过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近两个月外资同比略有下降未必等于全年外资流入下降，我们没有必要过分关注几个月的数字，因为货物贸易、实质经济部门与虚拟经济部门不同，不是几个月甚至几个小时就能决定最终盈亏命运的。即使今年利用外资总额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也是因为从2002年开始上行的中国经济面临转折，宏观经济的波动我们无法彻底消除，只能依靠扩大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来缓解，而“逆向歧视”的外资优惠政策对内需的作用恰恰是紧缩。
我们应当明了，正如一个国家的投资不可能永远高涨一样，一个国家的外资流入也不可能逐年甚至逐月递增，有所起伏是正常现象。如果我们不顾经济基本面和利弊得失，在任何时候都强求外资持续增长，结果只会招致我们无法承受的代价。归根结底，一个大国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本国国民和本国资本积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