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贸易制裁最终将让美国经济个体利益受损。不管美国贸易政策转向保守最终采取何种形式，本质上都等同于向美国消费者征收了一笔“贸易保护税”，并会为此付出实际相对购买力下降、整体效用受损的巨大代价。而且，由于大量美国制造企业将生产、装配流水线安置在了劳动力丰富的中国，对“中国制造”的门槛限制不仅给这些企业带来了直接利益伤害，更给美国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间接负面影响。所以，从美国微观经济层次分析，贸易政策的转向将带来广泛的利益受损，美国的贸易威胁不可置信。
美国贸易威胁的潜在指向
既然美国的贸易威胁“不可置信”，那么这种信号传递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很多分析者的第一反应那样，美国此番动作某种程度上是中期选举之际的“应景”之举，但其中也蕴藏着某些深意。
美国的信号传递真正指向的也许正是较为滞后的中国金融市场改革，正如去年末斯诺中国之行中指出的，中国外部失衡的核心问题在于内部失衡，在于金融部门相对于贸易部门的保守性，在于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成熟性，在于中国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完善性，在于中国征信制度的空白性，在于中国银行业的低效性。这些金融方面的改革滞后直接给汇率制度改革带来了瓶颈，并给内需增长带来了制约，并最终反映在了贸易失衡上。在“不可置信”的贸易威胁之下，中国最有可能在这些金融问题上做出让步或承诺，而这将为中美贸易关系在特殊时间背景下的缓和创造条件。也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我们才对4月24日胡锦涛主席访美充满了期待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