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广交会的百届历程，不能不说广交会最初是如何诞生的。很多人并不知道，50年前，正是一封以个人名义发出的申办电报，促成了广交会前身——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的举办，使得中国第一个统一对外的出口商品展览落户广州。而这个发出电报的人，就是交易会的“开山鼻祖”、原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中南外贸局局长、曾担任广交会1－19届秘书长的严亦峻。昨日（4日），记者见到了这位已经92岁高龄的老人。
人物档案
严亦峻，1914年出生于山西省，于1936年入党，1946年起从事经济交流工作，1953年初任中央对外贸易部驻中南特派员，1955年南下任中央对外贸易部驻广州特派员，1956年开始兼任广东省外贸局局长。1966年受“文革”批斗“靠边站”，1969年恢复工作，直到1985年离休。曾担任广交会1~19届秘书长，见证了广交会99届全部历史，堪称“中国第一展”的开山鼻祖。
在记者眼中，严亦峻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口齿清晰，丝毫不像一个耄耋老人。回想起当年申办广交会的情景，严老不胜感慨，对于这个倾注他多年心血的展会，他有很多话要说。而这段珍贵的回顾，也揭开了广交会的众多谜团。
记者：您是广交会的发起人，当时怎么想起来要发电报去申办？
严亦峻：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大量建设物资如橡胶、化肥、钢材、机械甚至沥青，都需要从国外进口，但进口所需的外汇却很难得到。怎么打破西方封锁，获得外汇？1955年秋至1956年春时，广东省外贸系统已经前后举行了几次小型的物资出口交流会，参会的国内外商人比较踊跃，每次交流会均成交几百万到上千万美元。当时我就想，既然小型的办得不错，何不办个大的？把全国各行各业的外贸公司都集中到一个展览会上，请外商来洽谈、当面成交，发挥整体的效应，给国家争取更多的外汇，支援国家建设。
个人名义发出电报
周总理亲批办展会
记者：你是通过什么途径申办的？
严亦峻：当时我在广州担任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就把这个想法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讲了，他大力赞成。于是，1956年6月上旬，我以个人名义向外贸部发出电报，建议于当年9月、10月间在广州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这个建议经外贸部同意试办后上报国务院，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和批准，国务院9月上旬下发电报，同意我的建议，同时通知各部委予以支持。从发出申办电报到展览会开幕，仅用了四个多月时间，这种效率即便在现在也是毫不逊色！
于是，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在外贸部和广东省政府的双重领导下，以中国贸促会名义主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中苏友好大厦举办。这是中国出口商品第一次按系统、有组织、大规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也是广交会的“试验田”。由于办得非常成功，展览会结束后，决定暂不撤除展品，继续开放参观。
同时，我又积极建议外贸部每年在广州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经批准，1957年4月25日，由中国各外贸公司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以后每年春、秋两季定期举行。其实，首次广交会的展品，就是上年展览会的东西，做了一下调整、补充而已。自此广交会登上了风云际会的历史舞台。
交易会能落户广州
实是天时地利人和
记者：当时国家为什么同意把第一个全国出口商品的展览会放在广州举办呢，而不是北京或上海？
严亦峻：交易会落户广州，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广州具有独特的地域优势，是港澳、东南亚商人到中国做生意的唯一通道。加上广州本来就是千年商都，商业氛围浓厚，并有多次承办展会的经验。因此，广交会能在广州扎根，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和几代人的努力，并发展成为了“中国第一展”。
记者：那份电报的内容您还能回忆得起来吗？
严亦峻：主要内容大概是写了广东最近的展会情况，说明展会的作用。随后，我以举办全国性展会的四大益处，建议外贸部办展。这些益处包括：“全面扩大宣传介绍我国出口商品；更广泛地邀请港澳以及东南亚部分近东地区的华侨和当地民族商人参展；熟悉东南亚市场，收集情况，以顺利开展今后工作；组织交易谈判，争取更多成交。”
周总理曾亲赴广州
30小时未眠保展会
记者：听说广交会曾一度要被中断？
严亦峻：广交会初期困难重重，幸亏得到中央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才延续下去。国家历任领导人都曾到广交会视察指导。我有幸陪同的领导就有周总理、刘少奇、朱德、陈毅、董必武、刘伯承、彭德怀、陈云等，国外领导人有金日成、胡志明、西哈努克等。
周总理尤其对交易会倾注了大量心血，对广交会有很多重要批示。三年困难时期，外贸出口货源非常紧张，广交会曾几度面临能否办下去的困境。好几次，省里有关领导主张交易会不要再办了，而外贸部部长叶季壮主张办下去，周总理表示同意。在周总理的重视和支持下，出口货源得到了充分的保证。广交会初期，客商住不上宾馆，接送的小车也严重短缺，只能向企业借调大客车，引发客商不满。周总理在了解情况后，在国家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立即批准200万元专款，加上广州自筹资金兴建了27层的广州宾馆，供接待来宾住宿用，随后国家又拨款从日本进口了20辆小轿车供广交会使用，从而缓解了当时广交会客商接待问题。
1958年，广交会场馆不敷使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同意建大馆，并提出将新建的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位于海珠广场）列为广州市建国十周年大庆项目之一，在9个月内迅速建好，于1959年秋交会投入使用，中央为此拨出一万吨钢材分别给陈列馆和羊城宾馆（即今东方宾馆）两工程使用。
记者：周总理最关心交易会的哪些问题呢？
严亦峻：周总理几次来广州都到广交会，我差不多都陪同了。总理在广交会边看边问，尤其关心出口成交、合同落实情况。一旦发现问题，马上指示有关部门着手解决。1967年4月，“文革”已开始，春交会召开前夕，因为听说广州“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于控制”，周总理在诸事烦身的情况下决定立即亲自飞赴广州，苦口婆心劝说造反派，一连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这样才保住了广交会场馆没被造反派砸烂，交易会如期举办。（记者汤新颖）
